《論語》“子張問十世”章，三統之法，專主“益損”，即《易》二卦名。今按以《上經》言，則《乾》夏、《坤》殷，《泰》《否》為損益；以《下經》言，則《鹹》東、《恒》西，《損》《益》為損益。夏殷為《魯》《商》，即文質二家。《損》《益》本兼四方，包《坎》《離》《未》《既》而言。詳東西青素，而略南北赤黑，故但言二代以成三統之製。猶“學而時習之”章，“時習”為《坤》、為殷；“朋來”為《乾》、為夏；“君子”，居中皇帝，時以損益為文質以成為“彬彬君子”之義。《月令》“鷹乃學習”；《坤》之二曰：“不習無不利。”故“學而時習之”為《坤卦》之說。考《坤卦》二五爻變為《坎》，象二鳥子母雙飛之形。《乾》《坤》：《乾》主東北，《坤》主西南。《時則訓》：春則鷹化為鳩；到秋則鳩化為鷹。因時變化，故曰時。《坎》之《彖》曰“習坎”。《坤》主西，二五變《坎》，為子母雙飛，如鷹之學習。“悅”從“兌”。《兌》西方，《坤·彖》曰“東北喪朋”，到《乾》，“東北得朋”，《乾》居東。二五變而為《離》，二五變則上下皆從之，為“朋來”之象。陽變陰，《乾》之五曰“飛龍在天”，由《坤》化“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即《詩》之“黃鳥於飛，其鳴喈喈”。《坤》變為“時習”、為“學習”；《乾》變為“朋來不亦樂乎”。東方主樂，“樂”為文，“悅”為質，“文質彬彬”，合二代為君子。《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慍於群小”則分崩不合，因為憂心。不知不慍，則化一為同。皆取二代以成彬彬之君子。孔子之“學”，以皇帝為歸宿。《論語》首章即言三皇，《詩》之三《頌》，非為儒生言訓蒙束脩之事也。
言政有新舊黨，言學有新舊派。《大學》“新民”，《詩》之“汙”、“浣”，《盤銘》曰“新”，皆取“維新”之義。由開辟以至今日，由今日以至千秋萬歲，初蠻夷而繼文明，日新不已，臻於美善。今之文明遠過古人，後來又必遠過今日，一定之例也。孔子之教，創始於春秋，推行於唐宋。今當百世之運，施及蠻貊，方始推行海外。數千百年後，合全球而道一風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乃將來之事，非古所有，而世俗之說，則與此相反，皆謂古勝於今。《中庸》言“大統”，有“生今反古，災及其身”，亦初蠻野、漸進文明之義。乃俗解道家亦貴古賤今，如上古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剖鬥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諸說，不知此乃道家之反言。貴大同，賤小康，道家定說也，今乃賤今貴古，必係有為而言。蓋典章文物，後人勝於前人；至於醇樸之風，則實古勝於今。諸家言皇帝、王伯升降，皆以為古風淳厚，後世澆薄，故皇帝功用，典章文物，則欲其日新月異，而性情風俗，則欲其反樸還純，至新之中有至舊之義。百煉鋼化為繞指柔，新則至新，舊則至舊。由小康以臻大同，是由春秋以返古之皇帝，疆域最大，風俗最純。宰我所問之五帝德。《詩》《易》所謂“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西人所著之百年一覺。文明則極其文明，純樸則極其純樸，不用兵爭，恥於自私，相忘於善，不知所謂惡，二者並行不悖。惟其未能文明，所以不能純樸，文明為純樸之根，文明之至，即純樸之至。開辟之初，狉狉獉獉，乃未至文明之純樸，非君子所貴。文明之至，反於純樸，乃為帝王盛業。比如孺子執筆書寫，天然古趣，有善書者所不到，然此乃蠻野之文明。必考古法，就準繩，精誠之至，神明於法度，老而合於赤子，文明與純樸，皆盡其長，乃為盡美盡善。經傳古說兼存二義，相反相成，各有妙理。學者不通其義，偏持一解，以為凡事皆今不如古。不知即純樸一事，古來猶雜蠻野，必後世之皇帝一統大同，文明與純樸交盡，乃真所謂純樸，則亦未嚐不後人勝於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