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因為奶斷了便不能不用人工哺養。哺養又不得法，因此便發生了食餌中毒症，隻得抱進大學病院裏就醫。先生說，孩子恐怕是不能保的，隻有用最後的手段饑餓療法來調治，要等到中毒現象的熱度退了，才有希望。一家人搬進病院的一間小小的病室裏，守著一個發高熱、因饑餓與痛苦而啼哭著的半死的嬰兒。時候是秋天，窗外的庭園中有寂寞的雞冠花映著寡白的秋陽。白天守了一天，到晚來又眼睜睜地守了一夜。我那首《密桑索羅普之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裏做出的。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負擔之下所榨出來的一種幻想。由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會謳歌它是忘尤之劑，有人又會詛咒它是腐性之媒，但隻有葡萄自己才曉得那是它自己的慘淡的血液。孩子在第二天清早熱度退了，算好了起來。那首副產物的夜歌，後來因為壽昌翻譯了王爾德的《沙樂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寫寄了給他。
壽昌來訪的結果是產生了一部《三葉集》，所搜集的是白華、壽昌和我的通信。壽昌對我有很大的失望。他回東京時，路過京都，和鄭伯奇見麵，伯奇問他見了我的感想如何。他說了一句“聞名深望見麵，見麵不如不見。”這是後來伯奇對我說的，但我相信絕對不是假話。因為壽昌對我也露過這樣的口氣。當他初來的時候，我正在燒水，好等產婆來替嬰兒洗澡，不一會產婆也就來了。我因為他的遠道來訪，很高興，一麵做著雜務，一麵和他談笑。我偶爾說了一句“談笑有鴻儒”，他接著回答我的便是“往來有產婆”。他說這話時，或者是出於無心，但在我聽話的人卻感受了不小的侮蔑。後來在《三葉集》出版之後，他寫信給我，也說他的舅父易梅園先生說我很有詩人的天分，但可惜煙火氣太重了。當時的壽昌大約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來的是產婆下女，關心的是柴米油鹽，這樣是會把詩藝之神駭到天外去的。但他卻沒有想到我假如有錢，誰去幹那樣的事？
不幸我又遇著了一次“鼠災”。學校開課之後太約有四五個禮拜的光景，我在一天禮拜日想把譯稿取出來整理一下，同時也想利用禮拜和每日夜間的餘暇來試作第二部的翻譯，好使工作告一個結束。待把壁櫥打開，放在壁櫥角上的原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不見了。那壁櫥原來有一個窟窿和旁邊的一個櫥子的地板相通，有高客先生把我的譯稿拉去做窠去了。紙是改良半紙，異常柔軟，但那高客先生們還嫌不如意，把紙頭咬得來真是和粉一樣碎。這個災難使我失望不小，因為那是我費了兩個月的勞力譯出來的東西，每天清早四五點鍾起床，連吃飯的時間都疼惜著，卻才成了這樣一個下落。被咬壞了的部分就是那《街坊》以前的各場。那在第一部中要算是最難譯的部分。假使我的底稿還保存著，都還可以安慰一下，但那些底稿在第二次清寫時，已經先先後後消費到廁所裏去了。就這樣，第一次受了黃金幹先生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的批判，使我那部譯稿便成為一架殘骸。而在第三次還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對我說：“這是說你不應該做文學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馬便受著這樣的打擊。”
我聽了仿吾的勸告，打消了轉學向京大的念頭，但我的煩悶並沒有因而打消。我在二三兩月間竟至狂到了連學堂都不願意進了。一天到晚踞在樓上隻是讀文學和哲學一類的書。我讀了佛羅貝爾的《波娃麗夫人》，左拉的《製作》，莫泊桑的《波南密》、《水上》，哈姆森的《饑餓》，波奕爾的《大饑》；還有好些易卜生的戲劇，霍普特曼的戲劇，高斯華綏的戲劇。愈和這些書接近，便愈見厭棄醫學，回國的心事又抬起了頭來。
當在這樣煩悶而動搖著的時候，仿吾也和我一樣在煩悶而動搖。他是學造兵科的人而要徹底地研究托爾斯泰，單是這一點已經就可以知道他的矛盾。他在東京是和他的一位同鄉李鳳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處私立大學學法政的人，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畢了業，先回上海去了。泰東圖書局在那時打算改組編輯部，要分成法學、文學、哲學三科。李鳳亭任法學主任，李石岑任哲學主任，是已經約定了的。李鳳亭便推薦仿吾為文學主任。於是仿吾就決定了回國的計劃，並把臨到頭的畢業試驗也拋棄了。他決定在三月尾上由神戶乘船動身，船在四月一號可以抵門司。我得到這個消息，便急轉直下地也決定在四月一號到門司去，和仿吾同船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