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晚上動身的。那時候我家裏還稍稍出了一點悲劇：便是我們在海上住了兩年多的房子，在我決定了走的三月三十一號的那一天，屋主來領了房金，同時說他的房子要改建了，限我們在一禮拜之內搬出。這到後來才知道隻是一個口實，實際上是他另外找到了一家願多出一倍房金的佃客。那房子是一樓一底，樓上有兩間房屋，底下是日本的漁家式的建築，一邊是牆壁，一邊是敞放著的，雖也是兩間的間隔，但並不成為房間。我們起初租賃下來的時候，房金是每月六元，把我們趕走之後，所新招的一家人聽說是每月十二元。在我已經決定了走，而我留在後邊的家族卻要被人驅逐，這使我的決心發生了動搖。在這兒我是應該感謝我的安娜的。她平常雖是阻擋我，不要我轉學，不要我回國，但她看到我就像成為了狂人的一樣，呆在家裏幾月不進學校，她也就決心讓我把醫學拋掉，回國去加外找尋出路。她的性格比我強，隻要一起了決心，便沒有什麼遊移。在我動搖著的時候，反是她來鼓勵我，執行了既定的計劃。
由福岡到門司隻有兩個鍾頭的火車。我動身時是在夜裏，因為在白天時兩個孩子看見我走，是會哭的。安娜在夜間煮了些紅豆飯，燒了一匹紅鯛魚來替我餞行。這是日本民間的風習，表示喜慶或祝賀的時候便要用這些東西。紅豆飯不消說是取其紅色。鯛魚在上海市上稱為鯛盆魚，有紅有黑，紅色的居多。
走的時候天在下雨。安娜說要送我到箱崎車站上去，我阻止了她，怕的是兩個孩子在夜間醒了來沒人照顧。
丟著一妻二子在後邊，雖說是回國，實際是等於出外漂泊的我，我的不值錢的眼淚和那晚的夜雨一樣，是淋漓地灑雪過的。我最放不下心的，便是我走之後，剩下的家裏人在一禮拜之內不能不另尋巢穴。
安娜安慰我，她說：“在村上有些熟人，在你回國之後暫時還有官費可領，我們的事情你可不用擔心。隻希望你回國去努力，有了職業時，我們便回來跟著你。”
就這樣同安娜住了四年另三個月，才第一次要作長久的分離。我在夜雨中從十裏鬆原穿過，到箱崎車站去搭夜車，我心中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陣一樣。——不是說自己很勇敢，有視死如歸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一九二三年三月，在福岡足足住了四年零七個月的我，算把醫科大學弄畢業了。但終因自己的聽覺的不靈，做醫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拋棄的。
張鳳舉那時候在擔任北大教授，他寫過一封信給我，勸我到北京，說是周作人先生也有這個意思。他說北大不久要開設東洋文學部，勸我去擔任些事情，位置想不至有所計較。他又說，知道我的周圍有一位陶晶孫，他希望我介紹給他做朋友。晶孫我介紹了，但是北京我卻沒有意思去。我在日本雖然留了八九年的學，學的並不是文學，所謂東洋文學尤其外行，我當然沒有去教人的資格。
北京沒有去，帶著家眷仍然回到上海，動身的一天又恰好是四月初一。在我自己是回國，並回到已經走熟了的上海，倒也沒有甚麼。但是我的老婆，她是初次跟著我跑向未知的國土的，在她當然是別有一番感慨。——我現在問了她，問她當時的感慨怎樣。她說：“好像感覺著幸福，因為你已經畢了業，以後的生活好像是隻有朝好處走的一樣。”她當時如果是這樣作想，那她不久便要受欺騙了。
回到上海仍然住在民厚南裏，仿吾移住亭子間，把前樓讓給了我們。均吾又搬回馬霍路去了。那時候我已經有三個兒子，第三子的佛孫生後剛滿兩月。我畢業了，家裏給我彙了三百塊錢來，要我回四川。那三百塊錢便是我唯一的財產。我最初的計算是，回國之後暫時到上海附近的鄉下去，把我的《浮士德》譯稿整理出來，以了結一重公案。譯好之後或回四川，或到什麼地方去，再定行止。
我的日本老婆自從回到上海以後，她便很少開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像的“幸福”完全背馳，第三個幼兒的消化係統的疾患，實在是最大的累贅。住在日本時，小兒一有病痛便抱進大學病院去。醫生是最可信任的，醫費是一文不取的。（因為是學生的眷屬可以免費。）回到上海以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中外的醫生沒有一個敢信任，醫費也貴得驚人。如果有錢倒還沒有什麼，但在過著奴隸加討口子生活的人，連坐電車的車費都時常打著饑荒。老婆因此便時常吵著要回日本，她要顧著幾個肉體上的兒子，我同時也不能不兼顧著幾個精神上的兒子。她帶著三個兒子回日本，獨立地是不能生活的，除非實際討口。所以那便逼著我不得不把創造社的全部拋棄。這是一個重大的矛盾，因此在家庭中也就免不了時常在鬧著風波。
七月蝕
八月二十六日夜，六時至八時將見月蝕。
早晨我們在報紙上看見這個預告的時候，便打算到吳淞去，一來想去看看月亮，二來也想去看看我們久別不見的海景。
我們回到上海來不覺已五閱月了。住在這民厚南裏裏麵，真真是住了五個月的監獄一樣。寓所中沒有一株草木，竟連一抔自然的土麵也找不出來。遊戲的地方沒有，空氣又不好，可憐我兩個大一點的兒子瘦削得真是不堪回想。他們初來的時候，無論甚麼人見了都說是活潑肥胖；如今呢，不僅身體瘦削得不堪，就是性情也變得很乖僻的了。兒童是都市生活的bammeter，這是我此次回上海來得的一個唯一的經驗。啊！但是，是何等高價的一個無聊的經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