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我也回到上海，經過林林諸位的介紹，我認識了立群，頓時感到驚異。僅僅二十來往歲，在戲劇電影界已經能夠自立的人，對一般時髦的氣息，卻絲毫也沒有感染著。兩條小辮子，一身藍布衫，一個被陽光曬得半黑的麵孔，差不多就和鄉下姑娘那樣。而她對於抗戰工作也很出力。“八一三”以後時常看見她在外邊奔跑。
當大家正籌劃著怎樣離開上海轉移到後方去的時候，立群本來已經參加了洪深所領導的一隊演劇隊，在臨走的前夜我勸她改變了計劃，不如和別的朋友們取海道繞到武漢去，再設法到陝北去讀書。她聽從了我的勸告，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們比我先一天離開了上海。
在他們離開上海的時候，我的行期也已經定了，但我為保密起見，卻沒有告訴他們。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幾天之後，一定可以在香港會麵。幾天之後，果然遇見了，在他們卻可算是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立群先看見了我，向來不大說話的她，首先叫了出來。
“哦，我們還怕你要死守上海呢！”鬱風接過去，帶著幾分誇張的調子這樣說。
他們是住在海陸通旅館的，商量的結果，就在當天下午都搬到六國飯店來了。
輾轉反側
香港的救亡工作在當時也相當緊張，公開的歡迎會、講演會，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在進行著出國的事，連護照都已經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勸告：到南洋去並沒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國內先搞好一個基礎，再去募集也比較容易一些？
這意見我采納了，想到不如索性把《救亡日報》提前恢複。假使這一著成功，那嗎好些朋友的工作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解決了。但要把《救亡日報》恢複，根據地最好是設在廣州，可能時就使它成為華南的一座精神堡壘吧。假使設在香港那是沒有意義的，那樣可不是“救亡”而是流亡了。
就這樣，在香港呆了一星期光景，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廣州去。林林、潛修、文津、鬱風、立群，也都同路。
“拍拖”
《救亡日報》的複刊有了著落，朋友們的工作崗位也就定下來了。林林、潛修、文津、鬱風都決定暫時留在廣州幫忙編輯，同時打電去上海，請總編輯夏衍迅速趕來。我自己是依然想到南洋去的，隻等夏衍來，把一切關係接頭好了，便慢慢動身。
荏苒之間快要過新年了。住在梅村不大方便，我又受到“軍人”的邀約，索性搬到城內的新亞酒樓和他同住。在那時他還為我介紹了些工商界的朋友，打通了些社會關係。吃蛇肉，吃狗肉，遊荔枝灣，逛六榕寺，聽廣東戲，訪蛋戶船，日子倒也過得著實古怪。南京城的淪陷，“國民政府”的西遷，軍事陣地的轉移，在廣州看來，似乎是另外一個星球的事。
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卻接到了一通由武漢打來的電報。內容倒很簡單：“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駕，陳誠。”就隻有這麼幾個字。自京滬失守後，軍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經移到武漢，陳誠在那兒擔任著警備司令，我是知道的。但他有什麼“要事”要和我商量呢？這倒是一個悶葫蘆了。
我考慮的結果，決定到武漢去一趟。這一去是有必要的。到那邊去看了一趟，再轉赴南洋並不算遲。八路軍已經在漢口設立辦事處，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都出來了，多年闊別，很想去看看他們。
這樣一來，立群可有伴了。她本來是要到武漢去的，便和其他的朋友們分開，也搬進了新亞酒樓。她一搬來，不聲不響地整天價隻是讀書寫字。她寫一手黑頓頓的大顏字，還用懸肘。這使我吃驚了。我從前也學寫過顏字，在懸肘用筆上也是用過一番功夫的。我便問她，是什麼時候學過書法？她告訴我：是他們的家傳，祖父是寫顏字的，母親也是寫顏字的，從小便學來這一套。這大概也是一種家庭教育吧？顏字的嚴肅性可能起規範作用，使一個人的生活也嚴肅了起來。有了這樣一位嚴肅的“小妹妹”在旁邊寫顏字，惹得我也陪著她寫了幾天大顏字。
夏衍是在五號這天趕到的，我們也歡迎他住到新亞酒樓。一切關係是很容易地交代清楚了，《救亡日報》在元旦已正式複刊，在長壽東路還找定了一個社址。我留在廣州的任務算告了一個段落，我是可以走了。
六號的晚上，我們便乘粵漢路的火車，由黃沙車站動身。我和立群，另外還有一位姓蘇的青年同路，這也是“軍人”介紹給我的，希望他能在路上照拂我們。
很多朋友都到車站上送行，有一位工商界的朋友再三叮嚀地說：“到了武漢，千切不要做官啊！無官一身輕，希望你早些回廣州來！”這話使我很受感動。——但這位朋友，在廣州淪陷後他卻變了節，真真是一件遺撼的事。他是應著“當事者昏，旁觀者清”的老話，他懂得“無官一身輕”，卻沒有懂得“無產也一身輕”的。
在昏黃中火車快要開了，我們從窗口伸出頭去向朋友們一一惜別，握了不僅一次的手又彼此再握。
最後，夏衍半正經半開玩笑地告訴立群說：“到了那邊，不要和別人‘拍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