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就形象，實利落懷
有一次，有位同仁向胡雪岩請教人生哲理和做生意的經驗，胡雪岩說：“人生世上應該先求名，還是先求利？……別的我不知道，做生意是要先求名，不然怎麼叫‘金字招牌’呢？……這話大有道理，創出金字招牌，自然生意興隆通四海，名至實歸，莫非名利就是一樣東西？”
杜邦公司的興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杜邦為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采用了他們所能想到的所有辦法。
1970年9月一個暖和的秋天，正當傑西·鮑爾·杜邦在特拉華被安葬在她丈夫的鄰穴時，成千上萬人也聚集在南邊千裏以外的佛羅裏達州舉行哀悼。在佛羅裏達州最繁忙的傑克遜維爾港，下了半旗為這位杜邦家族的女王誌哀，佛羅裏達州不但失去了擁有億萬財產的首富，而且也失去了該州最主要的慈善家。
1936年9月，傑西建立了杜邦財團從事慈善事業的機構——尼莫爾基金。兩年後，一所三層樓的醫院在離威爾明頓不遠的尼莫爾莊園中的22英畝空地上破土動工了，從此該院馳名於世界。到1963年為止，這所醫院為殘疾兒童免費治療各種病例達50萬人次。
辦這所醫院是傑西的主要活動。這一活動，與她把5500萬美元贈給學院、大學包括像斯特羅姆、瑟蒙德基金會一樣，都表明了杜邦財團慈善的一麵。
對於各種慈善事業的資助，杜邦家族是較為講究的。他們不得不這樣。19世紀以來的100多年裏他們積累了巨額的家族財富，也引起了一連串的罵名。有人說杜邦可能是美國人最痛恨的名字。戰爭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卻給杜邦帶來了數不清的財富。
一個企業沒有一個良好的形象，很難想象它能繼續發展下去。特別像杜邦這樣的與“鼓勵暴力死亡”相聯係的企業，假如不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就算它改頭換麵建立杜邦工業帝國，它也很難在用戶的心與金錢交合的世間找到自己的位置。
為了重新塑造杜邦的良好形象，杜邦家族采用了他們所能想到的所有辦法。根據這一思想，杜邦的宣傳對象主要有三種：
(1)雇員、顧客、股東、供應廠商、企業協會、工廠所在的城鎮；
(2)作家、新聞廣播電視工作人員、大學知識分子：
(3)政府官員。
以上這些人員或多或少都對杜邦有所了解，再集中在他們身上大做宣傳，那麼根據布雷曼的估計，由杜邦公司常常廣泛發布的消息所引起的“公眾”效應的微波就會變成巨浪。
布雷曼回憶說：“在幾百萬人的心中造成了一個新的印象，它為我們找到了新的立足點。”
杜邦公司在新聞宣傳方麵花錢一點也不心痛。杜邦公司的無線電和電視試播節目“美國紀實”也給杜邦以慷慨的回報。多年來通過阿瑟·密勒、斯蒂芬、文森特·貝尼特這類優秀作家所寫的獲獎喜劇的渲染，杜邦公司的形象已經有了變化。1937年，心理研究公司曾經向杜邦家族彙報過調查情況。在受到詢問的一萬名對象之中，對杜邦公司抱有好感的僅占6%，而占80%以上的人對於軍火製造商杜邦明顯地懷有惡意，通過20多年的精心設計，死亡販賣商的形象明顯已經被淡忘，代之而起的是笑容可掬的化學家、工業家。1958年，心理研究公司發現，調查對象中有79%讚許杜邦公司，而漠不關心的人不到3%。杜邦家族心滿意足，就在那一年，他們結束了每年一度的心理調查。
皮埃爾還為杜邦家族開創了一個良好的傳統，積極向教育界捐款，杜邦家族成立了專門的家族基金會向美國經濟特權階層的教育事業提供捐款。僅在1966年一年內，小伊雷內·杜邦就向賓夕法尼亞的公立學校捐贈了50萬美元，向布林·馬爾學校捐贈了30萬美元，向特拉華的航空學院捐贈了9.4萬美元。在特拉華，杜邦家族也向特拉華工學院捐款。光皮埃爾一人就向特拉華的公立學校資助了1200萬美元。杜邦家的人給學校捐款的目的非常單純，那就是讓孩子們從小就形成一種意識，杜邦是一個非常友善的名字，是一個名氣響亮的企業。
無獨有偶，比杜邦公早一個世紀的胡雪岩也是一個善於為企業樹立良好形象的精明人，並為之而不遺餘力，絲毫不比杜邦家族的人遜色。
胡雪岩在阜康錢莊開張之初時通過認購戶部官票，樹立了錢莊的良好形象，實實在在地達到了名聲揚起、實利落懷的效果。
而胡雪岩的藥店胡慶餘堂則更是這樣，由於胡慶餘堂在創業時期就定下的以誠實無欺做名氣的宗旨，也由於胡雪岩向有病無錢的窮人免費送藥和向軍營捐藥的兩招，讓胡慶餘堂很快就名聲大振。由於藥材地道，成藥靈驗，經營也一直旺盛不衰，遇到春夏時疫流行的季節，上門的主顧經常排起長龍等藥，胡慶餘堂自然也是大為賺錢。胡雪岩的生意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走向衰敗，最終全麵倒閉，他的其他生意如錢莊、典當、絲行以及私人財產如房產、田地，後來都落入他人之手，唯有胡慶餘堂卻完整地保留不動。事實上也是在胡雪岩徹底衰敗以後，為他保存了一筆不菲的家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