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爭而勝是為上，在官場如此，商場也如此。商場如戰場，孫子雲：“兵者，國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場如此，商場也如此。經商與行兵打仗是相通的，把一些兵法用於商場作為經商謀略能取事半功倍之效。孫子雲：“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戰場應避免兩軍直接交鋒，在商場上，應避免與對方直接相爭。商人重利趨利是千古不易的常理，但是如何獲利是千差萬別的。在商場上最怕的莫過於與對方展開惡性競爭，最後彼此都元氣大傷，被第三者乘虛而入，造成“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局麵。
胡雪岩在縱橫馳騁之時，總是能不與對方爭就不爭。胡雪岩聽說有一批軍火質高價廉，便親自與洋商談判，以胡雪岩在軍火界的地位和影響，自然是水到渠成，不費吹灰之力就把這筆軍火生意做成。後得知另一名軍火商早已與洋人談好，隻是未付給洋人現錢，被胡雪岩的高價買走罷了。於是，胡雪岩找到那軍火商，提出補給那位軍火商的差價。那軍火商見胡雪岩如此俠義，自然對胡雪岩敬佩有加。
胡雪岩是個商人，商人行止之間自然以利益為出發點，但胡雪岩雖然重利好利，卻深諳取利獲利的方法，不像一般商人那樣如蒼蠅聞著雞蛋臭味就一哄而上那般見利就追逐，一般商人獲得的是蠅頭小利，而胡雪岩獲得的卻是富甲全國的大利。一般庸商和名商的手段高下就在此涇渭分明。
在我們這個物質還不太豐富的社會裏，物欲橫流的時代裏，爭名奪利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有人為的圈套，有自然的陷阱。它們如同一個巨大的漩渦，把無數的人都卷了進去。
對此，最聰明的做法是，像胡雪岩那樣不與人爭，迅速遠離它。因為，在橫渡江河時，隻有遠離漩渦的人，才會最先登上彼岸。
胡雪岩商道箴言
做生意如同做人，太過剛直，必然會導致失敗。做事講究策略，用迂回的方法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樣才會穩步前進而不至於事情半途而廢。
洞察時事，乘機生財
做事之前胸中必須裝有大局
沒有相應的社會環境氣候，就沒有英雄成長的土壤和其他條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須能夠駕馭時局，胡雪岩正是駕馭時局的典範。胡雪岩所處的時代為其成功奠定了一個前提環境。
胡雪岩生於1823年（道光三年），卒於1885年（光緒十一年），曆經清代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適逢一個新舊嬗變、紛紜複雜的大變動時代。
首先，內憂外患交相煎追，國庫極度虛乏，時勢需要商人扶危紓難。
近代以前，華夏民族雖與周邊異族幾經逐鹿，但整個國家的生存、發展並不因此受到威脅，相反，在與異族的衝突中不斷維護和擴大了大一統的局麵。這使封建統治者滋長了文化優越感，故步自封。近世前期二三百年間，明清專製政權實行閉關和抑商政策，中國錯過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有利時機。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進入“悲風驟至，日之將夕”（龔自珍語）的封建末世，與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而國力大增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個時代。
胡雪岩18歲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爆發。大不列顛軍隊挾堅船利炮打敗了中國裝備落後的八旗、綠營，於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簽訂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第二年，又訂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又稱《虎門條約》）。通過這些條約、章程和條款，英國侵略者強占香港；勒索2100萬元賠款（不包括600萬元廣州“贖城費”）；逼迫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商埠；規定“值百抽五”的低稅率；還攫取了領事裁判權（又稱治外法權，即外國人在華犯罪由本國處理，不受中國法律製裁）和片麵最惠國待遇。繼英國之後，美、法兩國分別脅迫清政府簽訂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擴大領事裁判權的範圍，並獲得在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的特權。“牆倒眾人推”，中國遭遇國難時，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如葡萄牙、比利時、瑞典、挪威、荷蘭、西班牙、普魯士、丹麥等，也乘虛而人，與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權。
此後的10年間，本來就深受封建統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國主義壓迫這一重負，生活境況更加惡化，紛紛鋌而走險。僅《清實錄》道光、鹹豐兩朝所載，1842~1852年，全國武裝起義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廣東花縣人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發動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不到3年的時問內，太平軍勢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國，繼而迅速挺進兩湖，定都南京，接著又溯江西征，揮師北伐，在相當長時間內，占有大片地盤，與清廷分庭抗禮。在此期間，上海與福建的小刀會、兩廣天地會、紅巾軍、北方撚軍、貴州苗民、雲南彝民和回民、陝甘回民、山東白蓮教、浙江天地會也紛紛舉起反清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