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戰使列強有隙可乘，他們趁火打劫，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經此變故，外來勢力從沿海擴大到長江流域，從華南伸展到東北，中國的領海和內河主權、海關和貿易主權、司法主權受到侵害，特別是公使駐京一條，意味著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時行麵君之禮的“貢使”，而是以條約為護符、恃武力為後盾的公使，這對以“萬邦來朝”的“天朝大國”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說是個致命的打擊。
道光以後內戰外禍的結果使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旱、澇、蝗、饑、疫等自然災害也相當頻繁；鴉片走私、戰爭賠款、內戰軍費加之各地官員貪汙成風，使得清政府財政狀況極端惡化。
國庫罄懸必使百業受困。19世紀中下葉正是舉辦洋務、籌邊固防之時，常有請款之奏，而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任何一個政權都需要物質基礎做統治基礎，晚清財政的窘態為擁有殷實資本的商人介入國事提供了客觀前提。
其次，商品經濟發展和歐潮澎湃東來衝擊著傳統的農本商末觀念，為商人施展抱負創造了較前寬鬆的氛圍。
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專製政權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這一本質決定了封建政府對極易引起人口流動、破壞小農經濟穩定性的商品經濟采取苛刻的態度，奉行以農稼為本、以工商為末的政策。
自漢朝以來，都有輕商的傳統，以後各朝均奉行不變。傳統的崇農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導致了“商為末業”“商人為四民之末”的觀念深入人心，無論政府立國施政還是民間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的原則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載體，起著溝通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聯係的紐帶作用。社會發展需要商品經濟，誰也無法回避這個客觀事實。加上封建政權租賦仰給農田，往往竭澤而漁，導致種田勤苦而利薄，經商安逸而利厚，受實際功利的驅使，總有那麼一批人會不顧政府的貶黜去闖蕩商海，所以商品經濟在封建高壓下依然有緩慢的發展。到明朝中、後期，已在磨難中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母體內的變革因素已悄悄萌動。進入晚清，偏離傳統軌道的進程借著鴉片戰爭的爆發而呈現跳躍式的軌跡。戰後，由於門戶洞開，各國大量輸銷工業品、掠奪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中國被迫卷入世界市場，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首先在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受到衝擊。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列強通過控製海關、航運、財政、金融等經濟樞紐，把經濟活動拓展到中國廣大腹地，並深入窮鄉僻壤，從而進一步加速了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19世紀60年代以後，中國舉辦洋務新政，開辦一批近代軍事、民用工業，這就促使傳統的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向以大機器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化商品經濟過渡，社會出現力田稀、服賈繁的局麵。
此外，晚清以來，西方物質文明、生活習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通過洋貨輸入、傳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眾傳播等各種渠道傳人中國，這至少從以下兩個方麵對中國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一方麵，歐潮東漸與商品經濟聯合衝擊傳統社會安貧樂道、黜奢尚儉的固有觀念，致使去樸從豔、鬥富競奢成為愈演愈烈的社會時尚。因而導致了從商獲利成為了一種趨向。
另一方麵，西學，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包括那時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廣泛傳人中國，伴隨著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人們通過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強弱之本，越來越感到學習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條即借鑒西方國家以商立國的經驗。
人創造了環境，環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麵是胡雪岩遊走商界的一個社會平台。但僅有這一條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胡雪岩能在這個時代中把握變幻莫測的時事大局，這一點是胡雪岩成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駕馭時局，首先體現在與洋人打交道這件事情上。
隨著交往的增多，他逐漸領悟到洋人也不過利之所趨，所以隻可使由之，不可放縱之，最後發展到互惠互利，其間的過程都是一步一步變化的。
但胡雪岩的確有一種天然的優勢，就是對整個時代的走向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於別人籌劃出應對措施。有了這一先機，胡雪岩就能開風氣，占地利，享天時，逐一己之利。
當我們說胡雪岩對時事有一特殊駕馭時，我們的意思是，胡雪岩因為占了先機，故能夠先人一著，從容應對。一旦和在紛亂時事中茫然無措的人們相比照，胡雪岩的優勢便顯現出來。
胡雪岩商道箴言
一個人不能沒有宏大性格，不能沒有大局觀念，更不能將自己陷於不起眼的地方拔不出來，而應看準大局，做出一番大事。常言道：“時勢造英雄”。胡雪岩也說：“做生意，把握時事大局是頭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