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開支和糧餉大多依靠江浙支撐，而江浙每年征收的糧食主要靠漕幫通過運河運到北京。運送漕糧原本是一項肥差，不過當時浙江的情況有些特殊。浙江前一年鬧旱災，錢糧征收不足，加上河道水淺，不利行船，一直到了九月漕糧還沒有起運。而且，浙江負責運送漕糧的前任藩司因為和巡撫黃宗漢鬧矛盾，被黃宗漢抓住漕糧問題狠狠地整了一把，以致前任藩司自殺身亡。等到王有齡被任命為海運局坐辦的時候，漕糧已經由河運改成了海運，就是從浙江運到上海，再從上海改換為沙船運往京城。現任藩司由於有前任的前車之鑒，不願意管漕運這塊“燙手山芋”，就用漕運已經由河運改成海運的理由，把這一攤子事兒統統推給了王有齡。
成功捐官，剛回到浙江就被任命為海運局“坐辦”的王有齡為這事兒急得團團轉，剛剛因為順利獲得一個實缺而感到時來運轉的躊躇滿誌，被這突如其來的千斤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了。由於漕糧是上交朝廷的“公糧”，每年都必須按時足額輸送到京城，什麼地方有阻梗什麼地方的官員就要倒黴，因此，能否完成這樁公事，不但與王有齡的官場前途緊密相連，還與他的身家性命和上司的前途息息相關。可要是按照常規來辦，眼下的這樁公事幾乎毫無希望完成，原因首先是浙江漕糧欠賬太多，多達十五萬石之巨；其次是運力不足，原本漕糧可以托付給漕幫運到上海，但是因為河運改成了海運，根本就是奪了漕幫的飯碗，漕幫恨不能漕糧運不出去，怎麼還肯出力幫忙呢？
不過這樁在王有齡看來幾乎毫無希望解決的麻煩事，對胡雪岩來說卻是小事兒一樁，被他用一個“就地買米”的法子輕巧化解。胡雪岩認為，隻要是米，無論何處的都是一樣。朝廷要米，隻看米送到沒送到這個結果，並不看你米的來源是哪裏。隻要可以按時在上海把漕糧交兌足額，這個任務也就算完成了。既然這樣，那麼浙江完全可以在上海買米交兌，少多少就買多少，如此就省去了漕運的麻煩，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他揉揉自己的太陽穴告訴王有齡：“雪公（王有齡號雪軒），切勿著忙，世上絕無解決不了的事，隻要肯動腦筋。我這裏現在就有一個法子，包管你省心省力，但是需要多花些銀子，不過要是保住了撫台的紅頂子，這些銀子算不得什麼。”“確實嗎？”王有齡好像不大相信，“你有什麼好法子？”
“米總歸是米，無論何處都是一樣。缺多少就地補充。我的法子是咱們來它一個‘移花接木’之計，在上海買了米，交兌足額，不就齊全了嗎？”
胡雪岩話音未落，王有齡就已經開心得蹦了起來：“妙！妙！此計大妙！就依這個辦。”
“但是有一層，風聲萬萬不可傳出去。漕米並非小數，風聲隻要泄露出去，米商絕對會就地起價，差額過大，事情也難辦。”
“沒錯兒。”
胡雪岩又叮囑王有齡，這件事情成功的關鍵有三點，第一，必須獲得巡撫黃宗漢的認可，原因是買米抵漕糧是違反朝廷規製的。但是，這一點問題不大，浙江漕糧延誤，巡撫也會受到牽連。第二，必須說動浙江藩司願意墊出一筆現銀，作為買米的費用，這屬於挪用公款，拆東牆補西牆，藩司要負責任，但是隻要撫台同意，身為下屬的藩司也隻能同意。第三，必須在上海找到一個大糧商，肯墊出一批漕糧，交付給江蘇藩司，之後待到浙江的漕糧運到上海後再歸還。也就是說，就是要那糧商先賣出，後買進，盡管買進賣出價錢上肯定存在差額，不過通常商家都不肯這樣做。原因是漕糧曆來成色非常差，這樣做明擺著既費力又虧本。
但是，胡雪岩分析，生意人的日的就是做生意賺錢，隻要補貼他們差價，不但不使他們吃虧，還能讓他們有利可圖，一般來說米商不會不答應。不過貼補差價，另外再加上運輸的損耗，這筆額外的款項要從哪裏出，也需要事先商量好。看來自己需要破費些銀子了。如此一來，原本的“肥差”極可能就變成了虧本買賣。不過胡雪岩琢磨，倘若能夠按時足額交兌漕糧，幫助浙江撫台、藩司分憂解困，給王有齡在官場上鋪平了路，自己破費些銀兩也是劃算的。
明朝初期的謀略家劉伯溫在他所著的《百戰奇略·變戰》中闡釋道：“兵家之法，要在應變，好在知兵。舉動必先料敵，亂無變動，則待之；乘其有變，隨而應之。，，戰場上的敵我態勢，就好像行雲流水一般，通常是變化無窮的。而在生意場上，往往也是這樣，必須要學會臨機處置，以變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