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花言巧語，足以擾亂德性。”所言極有見解和啟發意義，任何時候，富於雄辯固然好，但腳踏實地地付諸行動更值得肯定和讚賞。
子產是春秋末期出色的政治家。他當政之初，因為大膽改革，富於實幹，所以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就說：誰能殺了子產，我們就跟從他。
子產聽了，不以為然。他鑄書於鼎上，作為國家的常法，同時用法律形式鼓勵拓荒。三年，鄭國大有改觀。人們就改變了口氣，吟誦說：“我有子弟，子產教誨他們；我有田疇，子產使它們豐收。子產若是死時，誰能夠繼承他？”
子產在外交上善於辭令，因此聞名諸侯，孔子針對他這一點，曾說過：“言而沒有文采，流傳就不會遠。”但在內政管理上，子產不防民口，在有人主張對毀謗執政者處以重刑時，他堅決反對。對於自己的執政管理不怕別人議論，並以正確議論作為治病的藥力，這些足可看出子產對“行”的注重，也正因如此，子產死了，鄭國人民如死了親人一般，無不悲哀痛哭。
作為領導者，不重行為，而重視誇誇其談，往往有害而無利。
老子曾說：“多言則窮。”意思是輕易許諾往往就會失去信用。可以說，這是對為政多言弊害的極好論述，言論一旦脫口而出，便無法再行收回，所以不能不慎重對待。
古人曾說，十句話中對了九句，未必有人稱讚，但如果有一句說錯了，就會招致各方麵的責備怨尤；十次計謀九次成功了，未必能得到獎賞，但若有一次計謀不成功，就很容易招致各方麵的批評誹謗。所以，君子處世寧可沉默寡語，也不願急躁多言；寧可顯得笨拙些，也不願自作聰明。
實際上，多言常會招禍的弊端尚不止這些。多言的失誤，會使人失去信用，失去部下或上司對自己的誠信。對於一個領導者，這是許多致命弱點中最為可怕的。一旦失去誠信，其政治生命也就發發可危了，所謂“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便是。
當然，多言有害，不是要你不言；重實際行動，也不是要你隻做不說。應提倡的是：不言而已，一言則直指要害並實行之。這才是對待言論及行動的正確態度。
唐代的魏征以直言敢諫而聞名。他開始是追隨太子李建成。唐初太子之爭，李世民終得其位。他知道魏征的才能，召見並質問說：“你為什麼要挑撥離間我們兄弟？”
魏征坦然答道：“如果太子李建成早聽我的勸告，也不會有今天的下場。各為其主，我忠於我的主人李建成，這有什麼錯呢？管仲不是還射中小白的帶鉤嗎？”
李世民因其直率誠信，頓時釋然，並委以重任。後來唐太宗曾把他的直諫作為自鑒的鏡子。他之敢言，有時氣得唐太宗大呼要殺了他這個“田舍翁”。但他並沒有被貶或受到損傷，這當然是與太宗之開明有關，但無疑，他之多言則確實切中時弊。另有一點，無論他言論多寡，其首要前提是為了國計民生，詞氣忠懇。
魏征應當慶幸自己遇上了李世民這樣的“明主”，才能避免了因“口舌”而招致的殺身之禍。但是畢竟這樣虛言聽取不同意見的上級是不多的，在魏征生活的唐朝之前大約400年的東漢末年，就有一位“才子”楊修，因為多說了幾句話，而被砍了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