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天知命”已經不受社會輿論的苛責，甚至能言善辯的降臣們給自己準備的理由十分大義凜然：“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誌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
然而，鄭成功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吃驚的舉動。在鄭芝龍命他跟隨自己一同去見清朝官員時，鄭成功拒不從命，並且回信說：“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隻有縞素而已。”
這是中國文化史上難得一見的父子決裂書。鄭成功跳出數千年間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的“孝”的禁錮，成就了自己的特異人格。這封決裂書，鮮明地昭顯了鄭成功激烈慷慨的少年性格。鄭氏父子的差異，不僅僅在於“忠”與“叛”這樣一個簡單的道德標簽，更在於對時勢的看法。
少年人對前途對世界的看法總是更為樂觀，更為理想化。正像鄭成功對父親所說的那樣，天下尚大有可為，“地利尚存，人心可收”。處理得好，“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在鄭成功的眼裏，時勢還大有可為，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奇跡等著他去創造。
鄭氏父子的另一個差異是對人生的看法。在鄭芝龍看來，什麼“民族”、“帝國”這些宏大之事，對他來講等同於無。人生在世，就在於要有勢力、有財富、有女人，這就夠了。這個老海盜的人生觀是典型的中國人實用主義的“身體化”人生觀。而少年鄭成功的人生觀無疑是一種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人生觀。
在鄭成功看來，榮譽重於生命，當然更重於物質利益。人活著，不僅僅要為“身”，更要為“心”。所以，不久之後，他寫了中國史上獨一無二的“教父篇”，要父親“自愛”：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眾，朝廷不加誅，更賜爵命。至於今上，寵榮迭承，闔門封拜，以兒之不肖，賜國姓，掌玉碟，畀印劍，親若肺腑，即糜軀粉骨，豈足上報哉？今既不能匡君於難，至宗社墮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顏他事乎？大人不顧大義，不念宗嗣，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趙武、伍員之事，古人每圖其大者。唯大人努力自愛，勿以成功為念！
西方文化是弑父文化，中國文化是弑子文化。在中國曆史上，隻見過父教子，哪裏見過子教父？然而，鄭成功卻在精神上弑父，成了獨一無二的逆子。後來，在與清廷談判時，他屢屢說：“不知有父，久矣。”他給鄭芝龍寫了一封模棱兩可的回信，摘要如下：
違侍膝下，八年於茲矣。但吾父既不以兒為子，兒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問候闊絕，即一字亦不相通。總由時勢殊異，以致骨肉懸隔。
蓋自古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兒初識字，輒佩服《春秋》之義，自丙戌（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冬父駕入京時，兒既籌之熟，而行之決矣。
父既誤於前，兒豈複再誤於後乎？兒在本朝，亦既賜姓矣，稱藩矣，人臣之位已極，豈複有加者乎？況兒功名之念素淡，若複作馮婦，更非本心。此可為智者道耳。不然，懸烏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實禍，而人心思奮，江南亦難久安也。
鄭成功的選擇，不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看來，都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他這支大木，雖然高大，終於沒有撐起明王朝的天空。曆史證明了那些投降者的眼光和見識。然而，在當時和後來的漫長中國曆史上，“識時務”的“俊傑”出現得太多了，這些人聰明得讓人鬱悶，理智得讓人心灰。隻有鄭成功的出現，才讓曆史閱讀者稍稍舒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