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經典，往往具有這樣一種品質，隨著文本與闡釋者之間的不斷互動，其意義的生成也會隨之無限地延展。這樣，一個新的闡釋角度的選擇，會讓那些被無數次闡釋的經典著作煥發出嶄新的理論活力。彭富春的《無之無化——論海德格爾思想道路的核心問題》（以下簡稱《無之無化》）（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8月版）是一部深入研究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的理論專著。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開始，國內學者對海德格爾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和全麵。但學術界普遍把研究的焦點聚集在海德格爾的存在、真理、時間、藝術等問題上。彭富春卻另辟蹊徑，將目光轉向到虛無這一命題上。因為虛無問題本身的虛無性，對此命題的研究充滿了挑戰。談論虛無是困難的，但是更困難的是把無之無化貫穿於海德格爾思想道路的始終。彭富春認為虛無的虛無化即“無之無化”是海德格爾思想中最核心的問題，並思考“無之無化”之於海德格爾整個思想的意義。作者明確地把海德格爾思想道路的運行劃分為三階段——追問世界（第一階段）、追問曆史（第二階段）、追問語言（第三階段）。每一階段都是“無之無化”的不同樣式。作者通過追問世界、曆史、語言，將海德格爾思想把握為一個嚴密的整體，而“無之無化”正是海德格爾思想一以貫之的主題。它敞開為世界的拒絕、曆史的剝奪和語言的沉默，虛無性的環節貫穿了世界性的、曆史性的、語言性的經驗始終。彭富春通過極富理性的思辨和純粹的語言言說，為讀者搭建了一座通向海德格爾精神巔峰的思維之塔。海德格爾的思想影響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隨著對海德格爾思想的再次闡釋，必然會推動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前行。
梅蘭對巴赫金思想的解讀也另辟蹊徑，作者在《巴赫金哲學美學和文學思想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版）這本專著中闡述了她的這樣一種認識：巴赫金的思想中有兩種視野，即哲學視野和文學視野，而這兩種視野不是分裂的、孤立的，而是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的。它們的聚焦點就是巴赫金早期哲學中提出的參與性精神。巴赫金一生的學術生涯正是以這種參與性精神為核心向文學研究的擴展。從複調小說、體裁到狂歡化理論，巴赫金在整體上創造了一個充滿了情感與思辨的理論天地。這每一種具體的理論都回應著他的參與性精神。因此，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巴赫金的理論世界是高度個人化和整體化的。梅蘭正是以一種整體性眼光來把握巴赫金個體性的理論創造。這也是這本專著的最大亮點，也是對巴赫金研究的一個貢獻。巴赫金對中國文學批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對巴赫金的誤讀也是很明顯的。長期以來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界對巴赫金的接受，存在著片麵現象，而《巴赫金哲學美學和文學思想研究》對我們理解、接受巴赫金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
邱紫華、彭富春、梅蘭對西方思想大師及其經典著作的個體性解讀無疑是轉型期以來湖北地區在引介和研究西方理論資源方麵的有效嚐試。而對某一文藝思潮和文藝流派的係統性研究方麵，胡亞敏、張開焱對敘事學的研究是中國敘事學研究的重要收獲。敘事學是這些年來被學界反複探討和闡發的文學理論批評概念，其理論成果很早就開始指導著小說甚至是電影等方麵的藝術創作實踐。關於敘事學理論的推薦、研究，湖北地區的胡亞敏、張開焱的研究成果也是轉型期湖北文學理論批評的重要收獲。
雖然敘事學這門新型學科在西方學術界產生巨大影響並引起普遍關注，但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國內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才剛剛起步，鮮有係統的研究。1994年胡亞敏的《敘事學》一書的出版，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該書是大陸第一本比較完整、係統的敘事學研究專著。該書為中國讀者提供了一幅敘事學的全景圖。《敘事學》一書“在有選擇地分析、吸收西方敘事學成果及現代語言學等相關學科理論方法的基礎上，結合我國敘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曆史和現狀，對敘事理論作了係統的建構”。作者“突破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封閉性，提出了一種以文本形式和閱讀過程為重心的敘事理論”。同時注重“將敘事文的形式因素作為研究對象，把敘述方式和技巧置於突出位置，深入揭示敘述方式在敘事文中的‘組合潛力’”。（李定清：《借鑒·整合·創造：西方文學批評的中國化道路——胡亞敏教授訪談錄》，《外國文學研究》2006年第2期。）作者還從文本接受的角度探討了敘事文形式和意義的關係，具體闡述了三種新的閱讀模式：敘述閱讀、符號閱讀和結構閱讀。同時她還提出了一些新的創作和理論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