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亞敏在構建這本專著時，理論框架嚴密合理，體現了一種內在的邏輯性。《敘事學》首先論述了敘事者，然後是對敘事作品（故事）的相關理論的論述，最後是對閱讀者的論述。這是符合文學生產與接受的內在規律的。在對具體某一個環節的論述中，作者大量引用了各種經典理論，並結合古今中外的典型文學作品加以分析。由於敘事學涉及的理論名詞非常多，且又多為陌生的外來詞彙，所以理論性很強，但經過作者深入淺出的解釋，讀來並沒有晦澀之感，相反，整部專著呈現出厚重紮實的理論品質。
同一年，張開焱的《文化與敘事》和《神話敘事學》出版也是敘事學研究領域的另一道風景。《文化與敘事》著眼於結構敘事學的研究，《神話敘事學》則跳出結構敘事學，另辟蹊徑，從文化與敘事的關係著手來討論敘事的動因與演進過程。
張開焱的《神話敘事學》是敘事學中的微觀研究，與胡亞敏對結構敘事的研究有所不同，該書作者企圖尋找敘事的起源及其內在的動因，並選擇了神話敘事作為切入點。張開焱從法國敘事學家們的一個理論公設中得到啟發，即一部敘事作品是一個放大了的句子，一個句子是一部濃縮了的敘事作品，人物是主語，故事情節是謂語。他把這一模式擴大到整個神話文本敘事結構的研究，把整個神話的人物當做主語，故事情節當做謂語，然後多層次多側麵對神話敘事結構進行描述和分析。
盡管張開焱借用了結構敘事學的這一公設，但他又在這一總體格局中嚐試突破結構敘事學純形式的局限，把神話的構成、動力係統、功能的文化選擇等等問題納入探討的視野。這些是結構敘事學不曾詳細討論的。但張開焱認為它們是神話敘事問題中不能不注意的方麵。就是對結構敘事學的一些基本命題，如行動者（或譯作“角色”）範疇與結構模式，張開焱也做了重新考察，並提出用“三元鼎立”來代替“二元對立”的新設想，這一設想盡管尚屬假說，但頗富新意和啟發性。作者的一個基本意圖是力圖把結構敘事學的模式與文化學、精神分析學、社會曆史分析模式結合起來，以走出一條新路。張開焱在神話敘事理論方麵建構了一個微觀體係。
《文化與敘事》是一本關於敘事問題的宏觀研究。張開焱力圖把敘事問題納入文化的大格局中進行探討，與結構敘事學是完全不同的一種路數。西方對於敘事問題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但作為一門學科，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由法國敘事學家們創立的，到現在才二三十年的曆史。八十年代以後，國內才開始陸續介紹。國內外敘事學一直集中於敘事文本形式構成的描述，這種敘事學是形而上學。張開焱這本書完全是另辟新徑，從敘事與文化的關係切入，並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天地。他認為敘事並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性、工具性的操作活動，而是人類建構自己精神文化世界的基本方式和活動，敘事因而必然與人類有某種本體論（而不僅僅是工具論）意義上的關聯。因此，僅僅對文本敘事形式進行精細描述是必要的，但又遠遠不夠。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他進而追問敘事活動、形式與內容產生的文化基礎和前提、它的文化功能和使命、邏輯的起點和終點，並結合當代敘事文化境況，提出敘事危機的問題。作者力圖從這些最基本的方麵，揭示敘事的文化特性、行程和命運，尤其是與製度文化和物質文化的內在關聯。應該說，作者拓展了敘事研究的領域，開闊了讀者的視野，提出了不少新問題，使讀者能從一個不同於結構敘事學的角度看待敘事問題。張開焱在理論上有很好的前沿感覺。他的觀點和思路是清晰的，自成一體。
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是中國文學理論的根本。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是湖北學者的重要著力點。劉綱紀、鄒賢敏、何國瑞等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曾是全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論研究有影響的代表性學者。轉型期湖北學者繼續在這一領域繼續耕耘，取得了富有創建的成就。除了高等院校的學者張玉能、胡亞敏等之外，湖北地區從事實際工作的理論工作者在這一領域也做出過不少貢獻。江嶽、李建華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