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維視野中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眾所周知，中國文學話語形態進入20世紀後發生了重大的轉換。20世紀初，在近代“新學”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下，傳統的觀念、思維和學術範式發生了曆史性的巨變，其結果便是若幹新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誕生。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一門學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從社會曆史進程角度看，這正是所謂中國現代性進程啟動與展開的時期；從言說者身份角度看，這是中國傳統文人逐漸轉變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時期；而從文化傳承角度看，這又是西學東漸並最終在中國確立起主導地位的時期，總之，這是一個充分顯示了文化發展過程無可比擬的複雜性的時期。正是由於這種複雜性，才使得古代文論這樣一個本來十分專門而狹小的研究領域也包含了深厚的文化曆史內容與鮮明的時代特征。”（李春青：《20世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意義與方法反思》，《東嶽論叢》2006年1月第27卷第1期。）在這一研究領域，湖北地區的學者們作出過許多角度新穎、見解獨到的思考，特別在新世紀以來，多部在學界有重大影響的專著接連出版，將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進程向前推進了一步。本節擬將湖北地區近年來幾部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專著做一個簡要的梳理與總結，從而呈現本地區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思路與闡釋立場，並對這些研究成果的得失提一點自己的看法。
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可謂源遠流長，它的形成與中華民族所獨有的藝術思維方式、審美感悟方式和話語言說方式緊密相連，因此就形成了其獨有的概念、範疇及研究方法，這些構成了中國文學的根基。概而言之，中國古代文論話語係統是以儒、道、釋三教相互融合的世界觀為思想基礎，“天人合一”的觀點是其核心內容，其思維方式是以辯證、直觀、整體地把握事物為特點，即以一種心靈感悟式的形式來體認世界。中國古代文論對文學現象的闡釋多是以藝術形象的具象形態作為觀照對象，訴諸於直觀的領悟與品味，故呈現出一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詩性特質。如鍾嶸的《詩品》、嚴羽的《滄浪詩話》、翁方綱的“肌理說”、王士禎的“神韻說”，以及袁枚的“性靈說”、王國維的“境界說”等等，都體現出一種“立象以盡意”的體悟式言說方式，“中國傳統話語並非以準確、清晰的邏輯性語言來進行表達與陳述，而是通過形象寓言的方式，由暗喻、象征來傳達作者的意象與理念。”（謝碧娥：《從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到西方文論的中國轉化》，《河北學刊》2004年第5期。）因此，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範疇係統中，就有了“意境”、“風骨”、“神韻”、“滋味”等重在外化心靈體驗的傳象達意的概念術語。在表述方式上，中國古代文論的形態是豐富而龐雜的，包括語錄式、隨筆式、評點式、散論式等，還有大量的詩話、詞話，以及書信序跋，所有的這些涉及到格律聲韻、煉字造境、作品賞鑒、源流演變、考訂校勘等方方麵麵，往往合社會批判、史事評論、審美鑒賞於一爐，言簡意賅，點到為止，雖為自由散漫、不拘一格，且有時隻是隻言片語，但其放射出的理論光輝卻是不可掩隱的。
作為誕生於20世紀之初的一門新興學科，該學科的體製建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尋求存在的合理性依據。在前輩學人們苦心經營下，終於將古代文論的話語資源從其他話語形態中剝離出來，並為後來學者指出了研究對象與範圍。在這方麵，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方孝嶽等前輩的草創之功是功不可沒的。但僅僅建立起一個具有合法性的言說領域是不夠的，於是，後來學者（如王元化、徐中玉、蔡仲祥、張少康、敏澤、羅宗強、錢中文、童慶炳、黃霖、陳良運、蔣述卓、曹順慶、李春青、黨聖元、張海明、黃卓越等）開始對本學科的研究對象進行清理，追問這些命題何以成為本學科的研究對象，它們的生成演變軌跡和文化邏輯是什麼，以及它們與該領域以外的話語形態究竟有著怎樣一種關係，這些問題的提出與解答，就大大深化了該學科的理論深度。（參見黨聖元：《學科範圍、體係建構與書寫體例——古代文論研究中諸問題的思考》，《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又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對古代文論研究的反思熱潮逐漸出現，如何看待20世紀古代文論體係建設的成敗得失，在現代化進程中能不能以及如何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在全球化語境下如何處理“西學”與“中學”之間的關係，如何應對因西方話語形態對中國傳統話語形態的遮蔽而導致的“失語症”，等等，這些尖銳而現實的問題亟待解答，否則中國古代文論學科將長久地陷入僵死的困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