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當下的傳統文論研究，其行文方式絕大多數有“西化”的傾向。於是，有人懷疑用西方現代“論文體”對中國古代文論進行闡釋的合法性。因為西方現代學術受“唯科學主義”觀念的影響有著過分理性化的傾向，在研究表述上表現為邏輯結構嚴謹的論文形式，而中國的傳統文論的詩話體表述本身理性化色彩不強，而有太多直觀、感性的領悟在裏麵，這就形成了思維特點與表述方式的矛盾。但這種矛盾不能被絕對化，它是可以調和的。在這方麵，《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心理思想》就是一個很好的典範。《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心理思想》在表述上的一大特點是：在“論文體”表述中融入了感悟和靈動的特點。對於藝術心理研究來說，以理服人固然重要，以心會心或許更為重要。如果僅僅以冷冰冰的“唯科學主義”的眼光來研究藝術心理，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學的藝術心理，就很難將蘊藉其中的那種“言不盡意”的心靈感悟纖毫畢現地闡發出來。因此可以說，該書以一種從容、靈動、富於詩性的筆調行文，在一定程度上了正體現了著者對古人那種微妙的藝術心理的某種契合。（方喜：《了解之同情——王先霈先生〈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心理思想〉略評》，中國文學網·論著評介（http：／／www。literature。org。cn）。
總的說來，《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心理思想》一書比較成功地從藝術心理的理論視角對中國古代文論給予了體係上的重構和範疇上的梳理，這無疑是古代文論研究領域的一大創獲。與王先霈不同，張傑不是從藝術心理而是從文化心理這樣一個更大的層麵上來展開對傳統文論的思考的。這種從文化心理的層麵切入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由於其覆蓋的麵太廣，在言說上很難抓住繁雜現象背後的那種本質性特征，往往容易陷入空泛的弊端。因此，在方法論上，必須以一種具體的理論來作為研究的支撐，張傑的《心靈之約——中國傳統詩學的文化心理闡釋》（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選擇了以現代闡釋學作為自己展開研究的理論支撐，從而建構了中國詩學獨特的文化心理闡釋體係。
《心靈之約——中國傳統詩學的文化心理闡釋》的一大特點是在深入了解西方原型理論和闡釋學說的前提下，依據中國傳統詩學的特點，從源頭處為其尋覓本真，進行闡釋體係的宏觀建構，從而展示出中國文化的一種大格局和大氣象。所謂“闡釋學”，本書認為其根本問題是理解的先在性即先結構問題。“先結構”是指人在社會化過程中逐漸生成的那種使其理解及解釋活動得以進行的文化心理結構。它包括顯意識和無意識這兩個層麵。其中無意識心理結構對人的理解和解釋活動至關重要，而就人類的認識活動來說，形成於原始初民並積澱於後世民族心理結構中的集體無意識尤為關鍵。張著在充分吸取西方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將研究的重心放到對中華民族原初文化心理結構的探析上，並以此為突破口，探本溯源，披郤導窾，在嚴密的理性思維的導引下，致力於尋覓一個原型中的原型——元型，用以整合歧異，昭示本原，揭示中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獨特風貌。
《心靈之約——中國傳統詩學的文化心理闡釋》指出，所謂“元型”，並不表示發生學意義上的起始之義，它不僅內含於所有文化原型之中，而且可以涵蓋包容所有文化原型，並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原型文化的闡釋功能來觀照中國文化。這種“元型”就是那種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天地一氣”意識和心理。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個鮮明特點——無所不在的“天人合一”傾向，無所不用的陰陽變易方法，就植根於“氣元型”之中。這種“氣元型”散布於各種藝術門類尤其是傳統詩學中，已構成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心靈之約”。破譯、解析這一心靈之約，就可能獲至文學闡釋的終極要義。綜觀全書，這種對以“氣”為核心的“心靈之約”的把握是一以貫之的，散則萬殊，統則一線，有力地突出了論題和論旨，由此形成其理論建構中最有特色的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