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之約——中國傳統詩學的文化心理闡釋》思辨嚴謹密合，論述層層遞進。《心靈之約——中國傳統詩學的文化心理闡釋》的結構分上下兩編，共六章。上編從確定中國傳統詩學闡釋終極模式的方法論思考角度出發，實現從原型闡釋層麵向“元型”闡釋層麵的提升。第一章從《易》“立象以盡意”的闡釋模式入手，轉入對西方現代原型理論的論述與把握，然後切回到中國文學闡釋的原型理論，係統地論述了《易》所標示的解釋學的境界，揭示了其具有的簡易性、變易性和不易性三大特點。第二章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中國文學傳統的生成以及意境創造三個方麵入手，對中國傳統詩學文化心理闡釋的原型進行實證分析，展示了原型所獨具的本原性、整合性的解釋學功能。第三章圍繞華夏文化的“元型”——天地一氣，進行多角度、多層麵的考索，在充分肯定原型闡釋所特有的方法論意義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通過確定“原型中的原型”的途徑，來深入把握對所有闡釋對象都具有本原闡釋作用的那種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意蘊。
下編則在上編的基礎上，用兩章的篇幅，詳細分析了中國傳統詩學“談氣即是談詩”的本體論傾向，對其創作論、作品論、接受論融會貫通於天地一氣的理論進行了梳理整合，考察了它所獨具的創作與接受虛實相生的一體化本質特征。最後一章以王國維“意境說”為對象進行個案分析，闡明了中國傳統詩學特有的審美精神、審美規範所包含的文化心理內涵，以此作為對中國傳統詩學闡釋模式的終極思考。
由以上簡述不難看出，張著上下兩編緊密關聯，互為因果，前者是後者的必要前提，後者是前者的邏輯發展；前者重在由西方原型向東方原型的轉換和中國傳統詩學終極闡釋模式的確立，後者重在對中國傳統詩學基本觀念的考察及其理論體係的本體論建構；前者主要是宏觀層麵的思考和厘辨，論述的時間段集中在先秦時代，可謂之共時性研究，後者則主要是中觀層麵和微觀層麵的分析和考索，論述的時間段橫貫整個中國詩學史，可謂之曆時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前者多采用原型考察和文化人類學、比較學的方法，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對象，後者則多采用闡釋學、接受學的方法，對文本的深層意蘊和受眾心態進行細微的把握。總而觀之，前者為體，後者為用，以體帶用，由用證體，點麵結合，層深遞進，較圓滿地實現了中國傳統詩學終極闡釋模式的確立及其本體論的建構。（關於張傑的《心靈之約——中國傳統詩學的文化心理闡釋》一書的評述參見尚永亮，程建虎：《文化心理與闡釋模式研究的新創獲——〈心靈之約——中國傳統詩學的文化心理闡釋〉讀後》，《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2年7月第55卷第4期。）3.古代文論的“過程性”演示
任何一種文化觀念，包括詩學觀念，都是形成於某個具體的時間之中，當它形成之後，並不是從此就一成不變，隨著各種外在因素的不斷流變，以及其內部各種動因的重新組合，這些觀念也會隨之不斷變化，不斷演進。蔣濟永正是以這樣一種發展的眼光注意到中西詩學不斷地變化、發展的曆史事實，於是企圖建立一種動態的詩學體係。這就是他的《過程詩學：中國古代詩學形態的特質與“詩—評”經驗闡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一書的成因。
蔣著將“過程性”冠到“中國詩學”的名分上，包含著至少這樣兩個特殊的含義：其一是指中國古代詩學概念術語、話語表達、觀念和形態特質都呈現為一種不斷流變、流轉狀態；其二是指中國古代詩學以“詩—評”關係為主要形態，其中詩評結論往往是隻言片語，沒有詳細闡發和說明，因而，很有必要追尋古代詩論家是如何得出這種結論的過程以及根據。揭示這一結論如何得出的過程，被作者稱之為“理解的過程”。需要說明的是，追述古代詩論家如何得出某一詩評結論，不是回到詩論家當時的“文論意圖”，而是通過現代意義上的闡釋學，體現出得到這一結論的闡釋過程。基於此，蔣著首先澄清了這種闡釋的有效性這一重要前提，並確立了以“詩意”為標準的詩學闡釋原則，即如何通過文本“詩意”的過程的展現，考察是否能得出與古人一樣的結論。即使不能得出與古代詩論家一樣的結論，但隻要這一過程的闡釋符合“詩意”原則，那麼就可以確信這種闡釋是有效的。
《過程詩學：中國古代詩學形態的特質與“詩—評”經驗闡釋》是從兩個層麵來論證傳統詩學的這種過程性特征的。
它首先闡釋了詩學理論的過程性。“過程詩學”的提出是因為詩學理論的演變本身呈現為一個“過程”。一方麵從中西傳統詩學演變的曆史特征來看，詩學之名、詩學之觀念、詩學之形態、詩學概念術語與其他藝術、文化的輾轉互用，都體現了詩學是一個不斷流動、演化的“過程”；另一方麵，從20世紀西方詩學的強勁發展來看，它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詩學批評的視角和流派不斷地變更迭新，從而大大加深了“詩學是一個過程”的信念：一成不變的詩學已不可能存在，隻有不斷變化的“詩學”。因此，作者認為，不論是西方詩學還是中國詩學，都呈現出過程性的特征。在考察詩學理論的過程性時，作者非常注重中西詩學之間的比較研究，不僅對中國詩學的過程性的表現進行了微觀分析，如對言說方式的流轉和概念、範疇、命題的流轉等的考察，還對造成中國詩學的“過程性”的原因給予了分析。當然，這些工作都是在與西方詩學的比較中完成的。在這種中西詩學的互證過程中，作者力求在異中求同，在同中求異，從而將中西詩學理論的過程性闡發清楚，但作者同時又指出；“如果要全麵闡釋中西詩學內在關係變化的‘過程性’，僅憑作者的學識和能力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我們將在強調中西詩學在‘過程性’上相同的方麵之後，主要論述中國詩學（以詩詞評論為主要對象）‘過程性’的特殊性。”（蔣濟永：《過程詩學：中國古代詩學形態的特質與“詩—評”經驗闡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9月，第5頁。）這就有了他第二個層麵的論述——詩詞理解的過程性，即“詩—評”關係經驗的闡發，這是作者論證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