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出，對中國古代詩學形態的過程性特質分析和描述，是一種曆時性分析和描述。這種曆時性描述，一方麵表明了中國古代詩學很難用某個超曆史的框架、體係去概括把握，另一方麵也表明中國古代詩學隻能在具體詩論、詩事的曆史描述中被把握。這就要求現代學者需將自己的理解投入到曆史的詩話、詞話中，與古代詩學家麵對同一對象（即詩詞作品、詩事）展開共同的對話，從而將過去的“詩—評”關係以一種經驗的形式帶入到當代人的心靈中，使其構成當代人的詩意經驗。
提出“詩—評”關係經驗的闡發，就是旨在打破批評史與文學史、理論與實踐、詩論話語與詩意經驗的分離的現狀。因為古代詩學與現代詩學是一種相互間的“轉化”而非古代對現代單向“轉換”關係。至於具體如何去實現這種轉化，作者認為，隻有詩論家、讀者自己先入乎其內，使過去的詩文評成為一種“詩—評”的詩意經驗，才能出乎其外，將其作為一種經驗融入當代的審美批評和鑒賞中。亦即隻有當代人自己首先向古代轉化，化入古代“詩—評”關係經驗中，才有可能轉化為當代的文學批評經驗。實現純粹的詩學、詩論話語的現代轉換是不切合實際的，曆史將證明，隻有在共同的經驗基礎上，人們才可以溝通、理解、轉化。作者通過過程詩學的“詩—評”關係經驗的闡發，無疑為傳統與當代的詩論轉化提供了一個可以溝通、對話的“共同經驗基礎”。另一方麵，在麵向中國詩學的實際時，作者認為“詩—評”作為中國詩學中頗具特色並且占主要分量的詩學形態，長期以來被詩學史家忽視，得不到應有的闡發，對於這種現象，作者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和“詩妙”為案例，對其“詩—評”關係進行還原式的過程闡發。
最後，作者對“過程詩學”的當代意義進行了探討，以便檢驗“過程詩學”的思想方法和解釋古代“詩—評”關係經驗在當代是否有效。至此，一個動態的，可以闡釋詩學流轉過程性的詩學體係被建立起來，這種“過程詩學”的建立，對於當下的古代文論研究無疑是一種理論上的創新，它有著不可估量的現實價值。
（二）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
“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命題，是文藝理論工作者們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古代文論研究不斷取得實績的基礎上，為適應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體係的時代要求提出來的。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這一命題一直深受文藝理論界的熱切關注。近年來幾次大型的國內、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始終是研討的重要內容。例如，1996年在陝西召開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1996年在廣東（廣州、湛江）和海南召開的“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回顧與前瞻”全國學術討論會，1997年在廣西召開的中國古代文論學會第10屆年會，1999年在貴州召開的中國古代文論研討會等都從不同層麵涉及到轉換問題。2000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與世界”國際研討會和2000年11月在上海召開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研討會中，古代文論的未來走向，也仍然是重要話題。
那麼，如何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呢？所謂“現代轉化”，並不是通過簡單的古今比附為古代文論作現代包裝，或者進行偷梁換柱式的改寫，當然更不是原封不動地將古代文論搬來，而不進行必要的現代闡釋和價值評估，強行置於現代的語境中。以上的做法必將導致食古而不化的後果，無補於當代文論話語的重建。對於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正確的態度是：“應以‘視界融合’為前提，通過創造性的闡釋，發掘傳統文論的意涵，厘清其思維特征、基本範疇、形態乃至體係，同時通過必要的評估來彰顯傳統文論中所蘊含著的理論價值。‘轉化’的重點應該放在傳統文論範疇體係的體認和建構方麵，同時嚐試運用傳統文論概念範疇進行思維，並運用於理論批評實踐，以激活之，從而使其真正參入、融合到當代文論話語係統中來，如此也就實現了‘現代轉化’的目的。”（章輝黨聖元：《對當前古代文論研究中幾個問題的思考——聖元研究員訪談》，《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黃念然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現代轉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3月）就是一部在現代性視域中考察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問題的學術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