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該書中，作者首先將研究的視域聚焦在中國的近現代之交，並深入詳盡地考察了這個時期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現實語境。作者指出：從鴉片戰爭開始，自嚴複、康有為、梁啟超以降，麵對“中國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麵對中國有史以來社會政治經濟體製、知識理念體係、個體與群體文化心理結構等的全方位大轉型，麵對中國曆史前所未有的意義危機和秩序危機，漢語知識界一直在各種政治鬥爭或文化論戰中，對自己的學術思想或學術範式作出不得已的調整和修正。而處在這一時期的中國傳統文論研究，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首先，在教育製度上停廢了科舉，從體製上動搖了傳統文論的有效延續，而此時“文學”也從以往的“經史掌故詞章之學”中獨立出來，這對古代文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相繼而來的“文學革命”以西方文化為導引，對傳統文論進行了猛烈地攻擊。這個時期，也有一批以恪守傳統姿態出現的學者，他們在傳統與反傳統的潮流中打出“整理國故”的旗幟，但這種聲音在當時來說屬於末流。與之相比，更引人注目的是西方文藝理論的大量譯介，這對傳統文論的思維方式與言說方式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在剖析了近現代之交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現實語境之後，作者還論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學觀念的轉型對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影響，並從批判、重審、考量、展拓、命名這五個方麵對其影響作了解析。爾後，《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現代轉型》從研究方法、文學史觀、話語產生的結構性這三個層麵來展開論述，並勾勒出了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型的基本麵貌，並對此進行了必要的價值評判。
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作者從“理論闡釋型研究”與“曆史考辨型研究”兩個角度來概括了現代型學術範式的形成，從而與20世紀以前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所用的諸如史誌、目錄、纂輯、彙編、考證、校注、批點、提要等傳統的方法相區別。對於文學史觀的現代轉型，作者認為，當新的文學史觀取代舊有的文學史觀時，不僅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本身的一些因素或規律能從隱蔽狀態激活到顯現狀態，而且它的“發現”功能還有助於我們去揭示古代文論研究發生現代轉型的某些內秘。因此，該書在論述文學史觀對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的影響時，依循了這樣兩個路徑：“一、通過對循環論文學史現象的逐漸消歇和進化論與唯物論文學史觀的並起，這一晚清以來文學史觀發展的總體態勢的考察來剖析文學史觀轉型對古代文論研究的內在影響。二、將考察的半徑放大到整個20世紀，通過對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觀的分野及其解釋範式之形成的厘定來描述批評史話語特征的內在嬗變。”（黃念然：《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現代轉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在考察古代文論研究的現代轉型時，還有一個不應忽視的問題是：具備“現代性”特征的那些古代文論學術話語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其生產機製如何？為了使問題意識更明晰，作者將重心放在話語生產的結構性轉型這一問題上來。古代文論學術話語的生產結構涉及主體知識結構、生產場域和話語表達方式三個具有邏輯相關性的問題。在本書看來，話語主體的知識結構的轉型構成了古代文論學術話語生產現代轉型的重要原因之一，製度化生產場域的形成為古代文論學術話語的生產實現現代轉型確立了各種物質或文化條件；而作為話語生產轉型之表征的批評話語表達方式的轉型，意味著文論家們掌控世界方式的轉變。即從重視對作品的“體驗”到重視對作品的“認識”的轉變，因為古代“詩文評”的“體驗”型的把握方式總是將對象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直覺式的把握，而現代文論的“認識”型把握方式則注重對對象進行邏輯的分析或綜合的歸納。這種變化也是古代文論現代轉型的一個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