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思想主脈》《尋找“個人”》《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都以現代文學史的某一個斷麵為對象，僅僅扣住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學這個核心問題，展開了多層麵的論述。《清末民初思想主脈》從中國由晚清到民國初期的思維方式的變更為主要內容，《尋找“個人”》側重於思想內涵的嬗變，《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更看重外來文學思想的影響，但是，他們的主題是一致的：探求中國現代文學是如何發生的。
（三）中國當代文學的深度闡釋
中國當代能不能寫“史”的問題，曾經讓當代文學研究者困惑了很長一段時間。其中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不能寫史，原因是當代文學距離時間短，容易流於表麵現象。因此，對於當代文學研究來說，尋找到合適的研究視角，透過表麵，看穿本質，顯得尤為重要。近些年，一些年輕學者借助西方理論資源，對中國當代文學展開深度剖析和論述，並產生了一批優秀成果。湖北地區的李遇春的《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和周新民的《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李遇春的《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和周新民的《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等著作從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個角度對一時期的文學史進行了精細的研究，理論運用得當且論述嚴謹、闡釋充分，體現了敢於創新的學術勇氣。譬如，上述二著都借鑒了福柯的話語理論，但重心各所不同：李著同時結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探討紅色文學秩序中中國作家的話語狀況，揭示其與作家心理、文化語境之間的複雜關係；周著則主要借鑒話語理論的譜係分析和批判分析方法，揭示了“人”的話語的曆史性特點，並以“文革”後近三十年的小說創作為例，在縱橫兩方麵構築起一個完整的“人”的話語網絡。
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內涵包括“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它與五四傳統尤其是左翼文學存在著必然聯係，是左翼文學的繼續與發展。由於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意識形態色彩較濃，並在隨後的文壇逐漸占領主流位置，亦稱之為“紅色文學”。在一般的研究著作中，大多隻是從文學史的角度進行粗略的勾勒，或在文學與外圍的政治聯係、知識分子獨立性等角度闡釋較多，而真正從文學本位理解這一時期創作的專著並不多見，有些研究者甚至以“有政治而無文學”為借口，對其采取冷漠的態度。因此，從整體上看，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的研究仍然缺乏較係統的成果出現。《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將“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連接在一起，打通現代和當代的界限，借助福柯的理論，將三者視為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話語係統（“紅色文學秩序”）進行研究，詳細論證了其產生的曆史語境、建構模式及內在運作機製，極具有意義。
“紅色文學”秩序產生的曆史語境，是五四落潮後現代中國文學逐步發生的話語轉型而誕生的文學。20世紀30年代前後，伴隨著“啟蒙文學”逐漸走向邊緣，新型的“革命”文學開始初步成型，並在20世紀40年代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占據時代的主流。此一時段的話語轉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文學和話語生產的價值基點從現代知識分子的個體本位轉向了意識形態化的“工農兵”的集體本位；構造文學話語的標準方法從以“經驗”和“事實”為出發點轉向了以“立場”或“世界觀”為出發點，或說是從“經驗理性”轉向了“先驗理性”；在上述種種變遷的文學現象背後，蘊藏著文學話語生產的中心法則：從“人的文學”轉向了“階級的文學”。這是《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展開研究的基本背景。
《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認為，“紅色文學話語”秩序的建構模式及其內在運作機製主要指主流話語所采取的三種不同性質的“話語戰略”：包括話語外部的“排斥程序”、話語內部的“提純程序”和話語生產的“組織程序”。它們分別從文學創作的廣度、深度以及生產、傳播和接受諸領域進行規約，最終確立了一種計劃性的文學生產機製，形成了所謂的“紅色文學話語”秩序。文學話語秩序的建構模式，其背後正是造成創作主體文化困境的權力運作機製。如話語“排斥程序”，就是指在延安時期初步形成的中國革命文藝生產範型，試圖從文學話語的外部來控製話語主體的表達空間。其主要表現為設置文學話語禁區（“禁止”）和構築文學話語等級製度（“區別”）兩個方麵，二者統一在話語主體在文學話語實踐中對“紅色真理”的追求意誌當中。因此，在革命文藝生產範型當中，提倡“階級的解放”、“階級的文學”就要對與之相對立的“人性論”話語進行排斥和擠壓；同時，通過紅色話語內部的詳細的等級構築進一步強化這一意識。如毛澤東在《講話》中將紅色文藝的理想接受對象“區別”為兩大類，首先是工農兵，其次才是小資產階級。工農兵內部處於第一位的是作為革命領導階級的工人，其次是作為“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的農民，排第三位的是作為革命戰爭實際主力的“兵”，是“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這就構成了一個關於文學讀者的嚴謹序列。關於紅色文學的等級結構是多方麵的，讀者之外，還包括作者、人物形象、文學題材、文學批評標準等等諸多方麵，其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證“紅色文學話語”秩序的合法性與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