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著作將“紅色文學秩序”作為一個獨立的話語概念提出來，雖然從曆時角度講，“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三者在紅色文學秩序中的發展客觀存在著發生、發展、高潮和衰亡的軌跡，但作者主要在共時性話語結構層麵上，抽象出三大理論元素——權力、主體和話語，從文學內、外部因素，以及文本三方麵對此間文學進行通體觀照，集中探討了紅色文學秩序中中國作家的話語狀況或話語困境，揭示其與作家心理、文化語境之間的複雜關係。
與《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著眼於一定時期的比較宏大的文學話語秩序不同的是，周新民的《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抓住近三十年文學中的“人”的問題來透視這個時期的文學。“人”的問題是文學的根本性問題。“文革”結束後從“人”的角度研究文學一度形成熱潮，甚至成了一種比較固定的研究模式。它打破了單純的從政治角度研究文學的狹窄視野，開辟了新的研究理路，為新時期文學研究回歸文學的人學本體奠定了重要基礎。回顧這一時期“人”的文學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一個基本的前提——對“人”的概念本身缺乏相對完整連續的探討，“人”的概念及運用尚處於遊離狀態。周新民的《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以“文革”後近三十年來小說為研究對象，借鑒福柯的話語分析理論，對“人”的不同時期內涵作出動態的揭示，對其人學資源背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文學是人學，因為文學一刻也離不開人的存在，文學是表達人類思想、情感、意誌乃至一切精神活動的有效途徑，體現了人類生命力的張揚。換言之，文學是人學，不僅在理論上承認作家的創作主體性，同時重視作品的人性表現和對人生的終極關懷程度。與此相關，文學研究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人”的研究，是對“人”的價值和意義的闡釋。然而，問題在於“人”作為闡釋的元命題，其概念本身充滿了多元和歧義色彩，難以統一，文學研究在空洞的概念統攝下，各種“人”的觀念，如生命意識、存在、神性、身體等無法得到充分詳盡的理論闡釋，對其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也無從找尋。對此，《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試圖做一係統化的闡釋。
在福柯那裏，“話語”是實踐的語言，它不同於語言學中的言語和語言，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語言使用，與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麵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性製度等都發生聯係。文學是話語的一種表現形式，它具有話語表達的相應特點。同時，福柯還認為，人文學科中的“人”不代表任何真理性的判斷，它隻是一個話語，由於人學資源背景不同，人的話語實踐存在差異，人的內涵與表現形式也就發生相應的變化。
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及文學研究，時間不過短短三十來年，但如《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所言，近三十年對中國人的心路曆程來說並不短暫。更重要的是，這一階段的“人”的話語並不存在一個連續體；相反，在不同因素的影響下，人的話語，無論是觀念還是表現形式，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斷裂。長期以來人們在運用“人”這一話語概念進行理論和實踐的同時，因為沒有及時注意到這些斷裂和變遷的意義所在，難免會發生齟齬。針對以上問題，《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從話語立場出發，巧妙地將“文學是人學”的文學觀轉換到“人的話語”研究，在充分考察當時社會曆史、文化背景的基礎上，對新時期以來小說中“人”的話語內涵和變遷過程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