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詩學》認為，緣於清初朝代更替所導致的社會苦難現實，重社會功利的“詩史說”得以高揚。“詩史說”並不發軔於清，其內涵在清代詩學中有所拓展，主要表現在“以詩存史”、“以詩補史”，詩為“史傳外心之史”。不過，清代“詩史說”在注重詩歌社會功用的同時也強調詩歌的抒情本質，這正是清人對完善“詩史說”所具有的貢獻意義。從當時來看，這種學說對詩壇上脫離現實的世俗詩風有所補救，從中國詩學發展史上來看，《清代詩學》明確指出：“清代詩學中的‘詩史’意識對推動中國古典長篇敘事詩的繁榮，起了積極的作用。”（李世英、陳水雲：《清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頁。）《清代詩學》緊扣社會變動與詩學思想的關係來考察清代詩學思想。論著指出，社會到了康熙中期，社會由動蕩轉為安定，重視社會功用的“詩史”說和“性情”說逐漸淡化，重審美的觀念漸漸流行。沿著社會變動必然影響詩學思想變遷的思路，《清代詩學》一路前行，作者考察了貫穿整個清代的“唐宋詩之爭”、“格調”說、“肌理”說、“性靈”說。《清代詩學》對“性靈”說給予高度評價：“袁枚的詩學主張，切合詩的特質和詩創作的實景，最有利於詩和詩學的創新和發展，在清代所有詩學中最富生命力。”“從清代詩學發展的整體麵貌而言，‘性靈’說倡導的獨創精神和個性色彩對近代詩學有直接的影響，在詩學史上居於重要地位。”（李世英、陳水雲：《清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頁。）從而使“性靈”說的精神價值和美學價值得到充分的體現和挖掘，同時為我們提供了思索的起點，啟發了研究近代詩學的切入角度。
《近代詩學》對1840年民國初年詩學思想的梳理，主要圍繞著如何用詩歌建構民族人格精神的主題展開。近代詩學發生的八十年間，中國社會動蕩不安，西方政治經濟軍事裹挾著強大的文明蜂擁而來，中國固有的文化心理模式與人格建構方式受到動搖，素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此走上了一條探索如何更好地發展民族的道路。具體到詩學領域而言，圍繞著“立人”這個重大的時代課題，詩學家層出，詩學主張不斷湧現。《近代詩學》以對重要詩論家的個案分析為成書的關捩點。但是並不囿於此，《近代詩學》非常注重不同詩論家的交叉影響與互滲共生，譬如龔自珍的“發於情，止於命”的詩學觀念，是近代詩學中發出的第一聲呐喊，影響著後來梁啟超的“詩界革命說”和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這樣做也遵循了該書的總體指導思想：“對詩學家整體思想和整體詩學觀念的研究”。
依據曆史線索，《近代詩學》梳理了近代不同時期，近代詩學圍繞建立健康人格精神以振興民族的核心問題，展開了探索。龔自珍的“發於情，止於命”，“具有衝擊傳統詩教羅網的重大意義，是近代詩學中一聲響亮的、特別具有近代性的呐喊”。魏源的“無聲禮樂”說，“以逆複古”，以複古為革新的手段，但是重在複古，企圖在複古的道路上建構起純正高古道德。《近代詩學》從曆史發展的角度指出這種思想落後於時代，其生命力自然是有限的。何紹基強調“自立真我”、陳衍強調詩人應“甘處困境”，二者雖然主張自我獨立，但是逃不出“孝悌信義”的窠臼，“它顯示的是一種打上了曆史、時代烙印的知識分子心靈的掙紮”（程亞林：《近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頁。）。陳廷焯論詞標舉“沉鬱”；況周頤論詞主張體悟生命哀情；黃遵憲提出“別創詩界”；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王國維專注於詩歌應當表現何種人生境界；青年魯迅更是希望通過詩歌建構民族精神，倡導的“摩羅之力”……對於這眾多詩論大家的學說，《近代詩學》都做了詳細的闡釋。
《近代詩學》認為，在眾多詩論大家的開啟與努力下，“近代詩學在詩情的解放、生命哀情的體悟、史格的建構、詩美的闡釋、詩域的拓展等五個方麵都有所建樹。”（程亞林：《近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近代詩學》在“結語：未完成的思考”中比較了近代詩學家提供的兩種不同的重建民族人格精神的方式，即梁啟超著者“通過輸入西方新知識新思想的辦法來建構具有新思想的民族人格精神，龔自珍、王國維則自覺或不自覺地主張通過對生命哀情、人生悲劇性質的體悟和思考來建構一種悲壯的人格精神。”（程亞林：《近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頁。）作者比較了兩種主張的利弊與關係，指出前者“可能激發狂熱的、不能持久的信仰，引出更為普遍的利益驅動下的盲從，但因缺乏內在的自覺而不能讓新思想轉化為人格精神”（程亞林：《近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頁。），而“提倡第二種方式受到不同政治勢力的夾擊。更何況，一些意誌薄弱的任免多這些話題揭示的人生真相可能會走向悲觀絕望、自暴自棄的境地，無疑為提倡這種方式增加了風險。”（程亞林：《近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頁。）作者深邃的思考在其“未完成”的形成中顯示出開放的指向，不僅有益於對具體論題的理解，而且對整個二十世紀文學史與思想史研究具有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