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學》對五四前夕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現代詩學的發生、發展與演變過程進行了梳理。從近代“詩界革命”到五四新詩運動，有著兩千多年悠久傳統的中國古典詩歌，在十九到二十世紀之交的短短二十年間，從創作到理論都發生了一個深刻的變化。從這個時候起，中國現代詩歌在不停的藝術追求過程中，開始了新的詩學理論建構，開啟了諸多詩學範疇與命題。中國現代詩學，是中國幾千年來詩學史上一種新的理論形態，迥然有別於中國傳統詩學重感性體悟的品格，標誌著中國詩學重理性觀照的詩學轉向的開始。這隻是現代詩學在古典詩學傳統背景的映照下最容易突現來的品格，事實上，這種新的詩學形態，內容相當豐富、複雜，但是學術界對中國現代詩學的理論研究還相當薄弱，而龍泉明、鄒建軍合著的《現代詩學》是最早開始對現代詩學進行全麵係統研究的著作，其開拓性意義首先在於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詩學的內涵。
《現代詩學》由七章內容構成，第一章對中國現代詩學作出概要的曆史性通觀描述，後麵六章重對構成中國現代詩學的種種重要範疇、命題與概念，如詩的“本質特征論”、“詩的創作法則論”，詩的“審美形態論”，詩的“主體與客體論”，詩的“審美價值標準論”，詩的“發展論”等方麵進行了梳理與探析。從內容的分布比例不難看出，《現代詩學》是對“中國詩學叢書”的總原則作出呼應：“不著意把它寫成中國詩學史，盡管每一卷也有對特定時段內詩學發展概況的勾勒，全景的鳥瞰，上承與下傳”，而是“致力於此時段內主要詩學理論問題的深入細致的探討”。（龍泉明、鄒建軍：《現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清末民初到五四時期，中國詩學逐漸走上了現代性轉換的道路。《現代詩學》指出，現代詩學創生的根本動力在於西方文化和西方詩學的影響，但是現代化的根基是中國詩學的傳統思想和形態這一點不可動搖。作者進而強調“傳統與西方對現代詩學能產生的作用是綜合性的、整體的”（龍泉明、鄒建軍：《現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現代詩學的建構即外應世界潮流，又內存民族傳統血脈，即是在外來詩學民族化、民族詩學現代化的雙向轉化中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詩學的”。（龍泉明、鄒建軍：《現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頁。）而後，《現代詩學》將現代詩學的發展劃分為三個時期，即初期（1917—1925），現代詩學處於開創和發展之中，多元並存、多方探索，處於幼稚、不定型的、未成熟的狀態；中期（1925—1937），現代詩學處於繁榮和興盛之中，呈現出“向內轉”與“向外轉”、“純詩”與“非詩”兩種詩學詩潮相互並立、對峙的狀態；後期（1937—1949），現代詩學進一步拓展和深入，在高度融合的大趨勢中求同存異。作者充分肯定了現代詩學鮮明的實踐特征和理論自覺性，高屋建瓴地指出，其理論建構因為過於急迫和激進而缺乏係統性和深密度，現代詩學的未完成性明顯地存在著，需要在當代的發展中更加完善自身。
《現代詩學》在對現代詩人和詩論家的理論思考進行理論提升和宏觀把握的基礎上，將現代詩學問題，分解以下幾個問題：詩的“本質特征論”，詩的“創作法則論”，詩的“審美形態論”，詩的“主體與客體論”，詩的“審美價值標準論”，詩的“發展論”。而在具體論述的時候，則按照每一個詩學問題，從曆史發展來依次論述。
例如，關於“詩的本質特征論”，《現代詩學》緊扣其在曆史中的發展，作出了清晰的梳理：五四以來中國詩學在二十年代浪漫派那裏是“自由得表現我自己”，而在三十年代現實主義詩派那裏，體現為“我生活著，故我歌唱”，現代主義詩派強調“詩是由真實想象而出來的”詩觀到“詩是經驗的傳達”；四十年代九葉詩派關於詩歌本質的思考，則融合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關於“詩的本質特征”的思想。
通讀全書，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用心用力與學術態度的嚴謹、紮實、求真。作者有深厚的文化積累，舉凡與論題有關的材料均能得心應手地征引，並且直接引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所有的論述都力求盡力建立在曆史事實的基礎之上。但是有些部分引論過多，反而變成了材料的征引與羅列，限製了論題的進一步深入展開。有些詩學論題，著眼於具體問題的剖析，還需要上升到理論建構的層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