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訓的《當代詩學》是首部成體係的當代詩學理論著作，其選題時段首先決定了這部著作具有不一般的意義，其開創性的價值自然無庸多說。這部書致力於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國當代詩學理論問題的探討與梳理。《當代詩學》全書分為緒論和上下兩編。在緒論部分，作者指出當代詩學承接現代詩學而來，但在現代詩學進入當代詩學的過程中二者之間呈現出劇烈的“斷裂”狀態，作者闡明了造成這種斷裂的曆史轉換原因，扼要地勾勒出當代詩學的發展態勢，指出“以理論討論和爭論的方式探討詩學問題”（於可訓：《當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頁。）成為當代詩學的主要表現形式。《當代詩學》上編對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古典與民族詩學的複興作了曆史性的透視，而下編集中梳理了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現代”與“後現代”詩學的崛起。
在當下提出“當代詩學”這個概念，可能會遭到質疑和非難。縱觀曆史，當代詩學的發展曆經坎坷，頗為艱難，十七年詩歌中存在一種強烈的政治化傾向，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種政治化的傾向發展到無以複加的地步，而後新時期又出現了遠離政治的個人化傾向。新時期與此前時期詩學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反叛與斷裂，不由讓人質疑中國詩學在當代的發展中有無建構的可能，或者說有無建構過程中所一貫必要的統一性。在這種情況下，作者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顯得彌足重要，“本書把當代詩學定位在當代人對於當代詩歌的思考方麵，認為當代詩學是當代人對當代詩歌問題思考、探索的結晶”。（於可訓：《當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這種立場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其一凸現了本書的問題意識，作者以問題為導向，剝繭抽絲，站在世紀末的製高點上來考察當代人如何思考、探索當代詩學問題。其二凸現了當代詩學理論的“民族性和時代問題”，十七年與“文革”文學是與世界詩學發展是相隔膜相脫節的，如果以西方體係化的詩學理論為考察標準，一來問題很容易變成討論中國當代是否有詩學存在，二來這種衡量標準是否具有合理性與合法性值得細加推敲，而如果將考察的背景放入民族的文化、美學、曆史衍變的景變和網膜中，則為我們重新審視當代詩學尋找到一種很好的突破口。從這個立場出發，綜觀全書，《當代詩學》從以下三個方麵來概括中國當代詩學的特色：
一、現代化和現代性追求始終是中國當代詩學的最終指向和價值目標，中國當代詩學以一種激進的姿態追求現代化目標的過程中，呈現出激烈的斷裂性特征。十七年詩學轉向民族的詩學資源和詩學傳統，是對長期以來的現代詩學西化傾向的反撥，試圖在世界範圍內發生的現代化曆史進程中，選擇自己的現代化道路，“把本民族的曆史文化作為新的現代化追求的前提和起點”。新時期詩學以一種否定的態度和叛逆的姿態跨越文革及其前的當代詩學，延續五四傳統，“接續了中國詩學的現代化追求”，以西方的現代化追求作為中國當代詩學的現代化追求。作者追本溯源，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是在各方麵基礎薄弱的情況下被強行納入世界範圍內的現代化進程之中，導源於“落後”的焦慮情緒，渴求超越曆史，迅速自我更新，因此這種激進式的跨越易走極端，因此在十七年和新時期之間出現了一種斷裂性的後果。作者肯定當代詩學這種斷裂式的躍進，認為這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揚棄過程。
二、論辯性是當代詩學的一個鮮明特征，其實質是不同的文化力量就如何選擇中國詩學的現代化道路展開衝突。十七年期間，討論和爭論的焦點是“如何開發和利用豐富的民間詩歌和古代詩歌資源”，這個問題延伸至“大躍進”期間，則是有關新民歌和新詩發展道路問題的討論和論爭，最後以毛澤東提出的“古典加民歌”的發展方案作結。導源於政治力量占了上風，當代詩學在否定五四傳統和拒絕西方詩學資源的隔絕時空中，最終封閉了自我的現代化道路。新時期由孫紹振所闡發的“人文”觀念和“自我表現”的詩歌觀念，對長期以來在中國詩學中形成的以群體的“大我”為主體的代言式和讚頌體詩歌的“人學”基礎，形成了強烈的衝擊，從而為新潮詩歌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重新以一種激進的姿態複歸五四以來中國詩學的現代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