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體藝術論》並非簡單地從知識層麵來梳理新詩的體式及其發展，在新詩體式的曆史考辨中，也表現出了自己的卓見。從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新詩體藝術論》還是一部針對當下詩歌發展所作出的回應的著作。新詩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沒落的頹勢已經非常清晰，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新詩已經脫離了中國傳統詩歌的有意滋養而釀成的苦酒。對此，《新詩體藝術論》提出了重新體認中國傳統詩歌格律體式，吸收、轉化為中國新詩的內質的主張。《新詩體藝術論》認為，自由體至艾青成為一大轉折，呈現出漸趨明朗的格律化要求；格律體自不待言，本身即對新詩有著強烈的格律化要求；民歌體無疑是格律化的，於自由中隱格律。那麼，統而觀之，是否可以作出一個這樣的結論：格律化是新詩發展的必然方向？《新詩體藝術論》在胡適的“詩體解放論”的基礎上，考察了從原始歌謠的自由化到詩經的初級格律化，曆經騷賦的自由化、五七言詩的高度格律化、白話詩的自由化的流變曆程，見出中國詩歌的發展均不出“自由——格律”的模式。由此，《新詩體藝術論》提出了一個富有曆史意義的話題：在新詩自由體式泛濫的今天，新詩是否應該重新走上格律化的道路呢？
從總體上，《新詩體藝術論》無論是對中國新詩體式的知識的梳理，還是對當下詩歌發展的病象提出的思考，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新詩體藝術論》側重於新詩體式的宏觀考察，而王澤龍的《中國現代詩歌意象論》則是對新詩的形式要素“意象”的專題研究。
意象是中國詩學的一個重要範疇，也是其熱點和難點所在。王澤龍的《中國現代詩歌意象論》以此為題，從現代詩歌意象詩學論、意象藝術發展論、意象藝術比較論等三個方麵來構架研究體係，首次對中國現代詩歌中的意象問題進行了係統深入的探討，它的問世標誌著中國現代詩歌意象的研究發展到了一個宏觀整合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