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框架異常清晰，如前所述分為三大部分，使得本書不局限於史的梳理，而且有相關的意象詩學的理論研究，使理論和史料相互參照和融入，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且在表述上不將現代文學史視為孤立部分，而是將其放入縱橫兩個方向的坐標上考察其發展變化，給人頗為大氣和完整的感覺。具體到每部分時，《中國現代詩歌意象論》則歸納了一係列的新概念來闡述現代意象詩學問題。在意象詩學論部分，作者總結和闡釋了出了具象論、幻想論、興象論、意象意境化、意象生成論、意象沉潛論等詩歌理論問題；在意象藝術發展論中則詳細討論了詩歌意象的意象審美形態、意象的視覺性特征、意象的思維方式、意象的象征性、意象的情感化、意象的體驗性、意象的智性化等問題；而在最後兩章中，則從縱橫兩方麵來探討中國古代意象詩學和西方意象詩學這兩個傳統如何作用於中國現代意象詩學，而後者又是如何在其中繼承和發展自己的民族新傳統的。
由於這些概念用詞的含混性，人們易產生理解偏差，所以在這些概念的表述和定義上，王澤龍注重結合具體、特定的曆史語境來總結歸納，使其含義變得清晰明確，如論及聞一多的“幻象論”時，就通過對聞一多相關言辭的仔細辨析總結，對其特定含義進行了詳細界定：一、意象濃麗繁密、具體的表現；二、幻象即幻想；三、玄秘性特點。這種總結不僅是意象理論的收獲，也使文學史獲得了更大的豐富性。
王澤龍不獨有梳理與架構之功，而且邏輯嚴謹，理論性強，在一些問題上，確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比如在論述艾青詩歌中的太陽意象時，除了提及其時代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意義以外，還引用了原型理論，將詩人對於太陽意象的選擇歸因於“有著先民太陽崇拜的原始的經驗的遺留”。且進一步挖掘太陽這一意象的象征意義：“‘在整個古代文明中，大量的創世神話與太陽有關，與光賦予生命的再生的特性有關。幾乎全世界都把太陽和光看做最初的創作力。’艾青詩歌中太陽意象的寓意，以其對生命再生意義的賦予，使他的太陽詩具有了永恒的主題意義。”（王澤龍：《中國現代詩歌意象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02頁。）這種論述，就不再僅僅將其意象的意義局限於時代民族之上，而是與整個人類的經驗和潛意識發生聯係，也在更深層次上揭示了其詩美的成因。
最後，確如其所言，本書對於意象的概念和範疇沒有充分的理論闡述，觀其所述，意象的範疇在本書中是非常廣的，使得我們可以說，語言就是一座意象的迷宮，罕有能超出迷宮半徑的領域。那麼，在進行相關研究時，就應將這種所謂的“詩歌”意象與其他體裁及生活中的意象進行相比，從而進一步揭示詩歌意象的特異性，當然，這也許並非本書的任務所在。
（三）《中國新詩流變論》：新詩史的敘述
龍泉明的《中國新詩流變論》是一部重在論析的詩歌史著作，相對於以往著述，它不是簡單、平麵化的羅列材料，而是力圖透過曆史現象的表層，探討新詩流變的內在聯係和演變規律，在詳實的史料基礎上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評析。由於這種論析的滲入，他在編排體式上有一個重要突破：即沒有采用以往的以年代為切分方式的詩歌史敘述模式，而是從新詩內質的流變過程著手，在整體布局上將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歸納為草創——奠基——拓展——普及四個階段和以郭沫若、戴望舒、艾青為代表進行的三次發展的整合。
這種表述頗有新意，它不僅相應突出了新詩發展的獨特個性，使得這種曆史描述在把握時代風潮對於各體裁整體影響的同時，更加深入準確地勾勒出了新詩的發展脈絡。而且隱含著一種視角的轉移：即從詩歌藝術內質的發展趨向來梳理詩歌史，不再強調以意識形態為主要的切入方式。
尤有新意的是第三章——新詩拓展期的表述：以往的詩歌史多將三十年代的詩壇狀況歸納為“大眾化”與“貴族化”的寫作趨向相互競爭的局麵。龍泉明由於突破了年代切分的分期方式，所以可以依照藝術發展趨勢，將三十年代的詩壇特征提前到了1925年左右。並將這一時期的詩歌發展特征歸納為“拓展期”，然後在具體操作上，他以“承諾社會曆史使命，疏離詩歌本身建設”為總特征，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興起的無產階級詩歌運動與跨越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詩歌會詩歌，外加新提出的“密雲期新詩人”群體並為一體表述；又歸納出二十年代的前期新月派、象征派和三十年代的現代派的總特征——“承諾詩歌本身建設使命，疏離現實責任”，將其合並起來作為前者的對立麵來表述；從而完成了“新詩的拓展：兩大詩潮的並峙與對流”這一視角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