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這種對於整合、必然性和規律的尋求雖然有利於我們從宏觀上來把握詩歌史的脈絡，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努力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會破壞對於詩歌曆史發展的雜形態的考察，必然性和偶然性應該是並存的，過分強調必然性、規律和“整齊”的形態也有可能造成另一種思路的狹隘。
三、湖北地區小說研究
小說是湖北地區學者最用勤的文體，有關小說理論研究、小說批評的文字充斥著全國各級報刊雜誌，並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但是，中國各個曆史時期各種類型的小說研究，是轉型期湖北文學理論批評的重要內容。為了充分表現轉型期湖北地區小說研究的實力和多姿多彩的麵貌，本節將對轉型期小說研究的代表一一呈現出來。
（一）《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
文言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突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眾多從事小說史研究的學者的關注。然而，文言小說係統研究始於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後人正是在魯迅研究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對文言小說較為係統、完備的研究。陳文新先生是學術界致力於古代文言小說研究並取得較大成就的一位中青年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他在古代文言小說領域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理論著述，如《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中國傳奇小說史話》、《中國筆記小說史》等。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經過充分而細致的理論思考，於2002年又推出了一部力作《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該書從曆時和共時兩個不同維度分別詳細闡述了中國文言小說的審美發展。它是文言小說研究領域的一個新成果。本文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麵略談這一研究成果的分量。
首先，《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合理界定了文言小說的範疇。對文言小說外延的界定，研究者曆來有不同的看法。部分研究者從西方的小說理念出發，簡單的以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和虛構三大要素作為成熟小說的充足條件，依據這個標準，一些“博物體”誌怪作品就無法歸入小說範疇，因為博物體誌怪作品隻有虛構、想象，缺乏鮮明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相反，《莊子》、《戰國策》等子書、史書中的許多寓言、篇章則完全具備小說的三要素，為此，一些學者力主將它們劃歸小說類，認為小說史“應從先秦寫起”。針對研究界這種普遍的以西方小說標準作為衡量尺度的做法，《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一方麵認為“西化”標準是“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的表現，另一方麵則更深刻地指出這種“隻重外來尺度，無視中國實際”的“食西不化”所造成的“諸多弊端”。他以本民族的文化理念為依據來研究中國古代小說，認為古代小說雖脫胎於子書、史書，但它和子書、史書的根本差異是審美追求的不同。古代小說的審美宗旨是為了愉悅讀者，陶冶性情。《博物誌》等博物體作品雖缺乏形象故事，但它能滿足人們好奇的心理需求，而《莊子》等書雖時常敘述人物故事、記敘怪異現象，但其目的是為了說理，為了經國濟世。用這樣的尺度來界定古小說的範疇合情合理。
其次，準確把握了文言小說的流變脈絡。陳文新先生的《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選擇美感特征作為切入點，對文言小說的流變脈絡進行了梳理。兩漢六朝時期，小說逐步與子史分離，走向獨立，產生了較為成熟的誌怪小說和軼事小說。陳先生認為誌怪小說的美感魅力在於“廣異聞”，它滿足了人們對神秘事物的濃厚興趣；軼事小說的美感魅力在於“記軼事”，滿足了人們對於回憶的體驗，它們都是由於滿足了人們不同的審美需求而得以發展。到了唐代，主要在誌怪小說的基礎上產生了更加成熟的傳奇小說，唐人既保持六朝人的好奇品格，又普遍追求一種浪漫情懷。進入宋代，傳奇小說走向衰落，而軼事小說步入新的高峰，這是因為“唐代文人偏嗜怪異，宋代文人愛好掌故”，“傳奇作家追求無關大體的浪漫人生，軼事小說作家則鍾情於日常生活的理性與智慧”，這種審美追求的改變使得宋代大量流行偏重儒雅的軼事小說。到了清初，蒲鬆齡將傳奇小說的創作推向巔峰，這是因為《聊齋誌異》融會了眾多的審美品格。傳奇小說在宋代發生了變異，就是受宋代說話的影響，形成了追求娛樂趣味的話本體傳奇。到明代瞿佑、李昌祺等人手裏，開始將話本體傳奇和唐人辭章化傳奇融為一體，而蒲鬆齡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將辭章化傳奇與話本體傳奇的某些素質創造性地融合為一，終於攀登上了‘一覽眾山小’的高峰”。這種從社會文化因素和時代審美心理變化諸因素中梳理小說流變脈絡，其結論是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