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對文言小說領域的學術史的梳理。顧名思義，陳文新先生的《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研究的是文言小說審美發展的曆史，學術史的梳理不是它的研究重點，但是著者卻在《緒論》部分專設了兩節介紹學術界的種種見解。對此著者是如此說明的：“我們進入某個研究領域，倘若對相關學術進展不甚了然，而隻是自己說自己的，不免有盲人騎瞎馬之嫌，我們的研究從何處起步？隻有掌握相關的研究狀況，才能胸中有數。”（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頁。）著者的說明固然是作為一個研究者所應具有的常識，但是在學風甚為浮躁的今天，卻少有人願意花時間做這樣的基礎性工作。著者對這一領域學術發展史的梳理，不僅為他自己的研究找到了突破的方向，更重要的是為讀者了解近一個世紀以來關於文言小說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同時我們還看到，著者對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隻是簡單地羅列介紹，而是對之進行認真地比較，指出它們之異——即各家在研究中的繼承和創新的方麵，以及研究的不足及麵臨的問題等，這也為讀者更深入了解該學術領域的研究進展狀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最後，注重對文言小說研究資料的占有。我們民族的學術傳統十分注重資料的占有，講究證據的搜羅。陳文新的《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收集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引用古人典籍和“五四”以來中外學者的專著及論文達數百種，其知識之豐富，資料之齊全，令人驚歎。陳先生就是依據這些豐富的資料來梳理古代文言小說發展曆史的，他詳盡地介紹每一部文言小說的出處、時代、作者、版本以及影響等，對於年代久遠、尚存疑義而又缺乏第一手材料的作品，他就盡可能地把相關的考證資料集中到一起用專題形式來介紹，如“舊題漢人小說的文獻問題”、“部分六朝小說的史料問題”等。但陳先生並不是簡單地堆砌材料，而是在列出眾多疑點或不同的看法之後加以認真地辨析和取舍，表明自己的觀點或傾向。比如關於舊題漢人小說《漢武洞冥記》的作者問題，陳先生列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見：《舊唐書》舊題郭憲撰，當代學者李劍國支持“郭憲說”；胡應麟、紀昀、魯迅等均認為非郭憲作，但未提出另外的撰者；而餘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指出該書作者實為梁元帝。陳文新先生在引錄了餘嘉錫約千字的考證材料之後表明了自己的傾向：“所考較為可信。”（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頁。）這說明陳先生搞研究是靠資料證據說話的，不妄加臆測，不輕易作結論。陳先生這種遵守學術傳統、堅持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無疑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陳文新先生《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是在歸納總結前人基礎上，有自己獨特建樹的一部文言小說研究力作。對此，王前程這樣評價它：“《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是一部係統研究古代文言小說的發展曆史和美感魅力的學術專著，具有資料完備齊全、觀點新穎獨到、文筆優美等特點，是陳文新先生多年來堅持走民族學術研究之路的結晶。”（王前程：《堅持民族學術傳統的結晶——評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蒲鬆齡研究》2003年第3期。）另外，羅小東也認為：“該書從審美發展的視角，沿波溯源，左右勾連比照，對文言小說在不同曆史階段的審美表現進行了獨到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可以說，它從理論到方法、從觀點到材料、從邏輯到語言，都可稱得上是一部優秀的研究之作，是目前該領域一部重要的研究成果。”（羅小東：《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評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蒲鬆齡研究》2004年第1期。）（二）《話本小說通論》
話本小說是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重要一支，與長篇章回小說一樣，深受讀者歡迎，流傳廣泛深遠。但是長期以來對話本小說的研究，尤其是專題係統的研究，卻相對薄弱。石麟先生是學術界致力於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頗有成就的學者，繼1994年出版的《章回小說通論》之後，石麟教授的《話本小說通論》於1998年8月由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通論的方式研究了從唐代到清末一千多年的話本小說。它的問世是話本小說研究的重要收獲。下麵我們從三個方麵略談該書成績。
首先，該書秉持《章回小說通論》的研究體係，分為導論、類別論、作品論和流變論四大板塊。
一方麵，它縱貫橫鋪，史的線索非常明晰。源與流，承繼與變異，高潮與低穀，都經過了作者非常認真的考索與辨析。中國古典小說形成與發展深具特殊性，主要表現在所謂小說的內涵與外延自古就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和分類，眾說紛紜，所以它自身的發展脈絡並不是那麼容易探尋的。但是，石麟教授《話本小說通論》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它將話本小說的流變先分為“形成、興盛、轉變與衰亡”四個階段，然後在此基礎上對其總體特點小結並對其影響描述。這樣一來，不僅話本小說的流變軌跡異常清晰明了，而且其內在的功能以及外在的影響也得到了準確的概括與說明。同時，其對話本小說的流變分析，並不是大而化之的鑿空之言，而是具體到分析其流變的特征和原因。諸如，石麟教授認為話本小說衰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倫理綱常的宣傳、因果報應迷信的鼓吹，從思想內容方麵決定了擬話本小說的必然衰亡；第二，告誡連篇，喧賓奪主，幾無娛樂意味，這又從表現形式方麵決定了擬話本小說的必然滅亡。由此可見，作者不僅僅是對一種文學現象的簡單描述，而是從本原上對深層原因的挖掘，從而使其對流變的總體分析和把握，有了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