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對於新英雄傳奇小說認識，《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新英雄傳奇小說研究》提出了一些獨立的見解。主要表現在兩方麵。其一，體現在對“主題話語”的理解上。新英雄傳奇的主題話語流行於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曆史時期，但它卻並非僅僅是階級鬥爭哲學理念的演繹，相反，作為對中國現代革命戰爭曆史的表述，新英雄傳奇不僅以新英雄主義精神參與了新型民族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以曆史敘事的形式建構了新的國家權力的元話語，而且充分凸顯了現代中國建立新型民族國家的曆史走向，同時積澱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民族集體無意識。其二，體現在民族化“敘事學”的理解上。以民族化為方向進行具體敘事，是新英雄傳奇的一大創作特點。鑒於工農兵讀者大眾的文化水平與欣賞趣味，新英雄傳奇積極貫徹工農兵文學思潮提出的民族化、大眾化的藝術主張，在藝術道路上堅持與民族敘事傳統接軌，從文學樣式到語言實驗，從寫作技巧到審美趣味都體現了向民族敘事傳統的回歸。但這種回歸並不是原封不動的因襲傳統，而是同時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融合外國文學的經驗和中國現代新文學的經驗，對傳統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在改造的過程中，力求創造新的民族形式，使古典小說的藝術傳統向現代發生創造性的轉化。
綜上所述，吳道毅教授通過其專著《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新英雄傳奇小說研究》，嚐試向讀者係統性論析新英雄傳奇小說的發展脈絡。雖然其中的一些具體的觀點未必盡得讀者的認同，但有自己的研究心得，不能不說是作者的一種創見。
（四）《新時期小說的流變與中國傳統文化》
20世紀以來，麵對西方各種文化思想的強勢衝擊，中國的傳統文化曆經著一次次由傳統向現代的深刻變革。然而，在這場變革與衝突中，始終存在一個如何接受、對待、承續和發展傳統文化的問題。在這樣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下，張衛中教授出版了專著《新時期小說的流變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書，係統地論述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新時期小說的影響。
該書特別強調研究“傳統文化在當代生活中活的流脈”的重要性。這是全書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也是最能體現當代文學研究特色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文章交代了當代作家如何在創作中不同程度地接受、顯示了傳統文化影響；交代了那些影響如何賦予當代文學以深厚的民族特色；交代了影響顯露的局限性……作者通過對大量作品的歸納、分析，從儒道精神、世俗傳統、思維方式、母語意識諸方麵切入，有力論證了傳統文化影響的深廣。盡管在以前已有一些評論家，如淩宇、陳平原、胡河清等在研究“新時期創作與傳統文化”方麵有了創造性的突破，但該書的問世，無疑也是對近幾年來過於重視西方文化，忽視傳統文化的傾向是一個重要的補充和有力的反撥，為新的民族文化的構建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對張煒、池莉作品的道家文化淵源解讀。眾所周知，張煒是當代理想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池莉則是世俗化寫作的代表人物。理想主義與世俗化在人生境界上的差異之大、對立之尖銳，已經在文壇惹出許多爭議。盡管如此，張衛中仍然發現了張煒與池莉的相似之處：二位都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張煒的自然本位思想、人道主義理想與池莉創作中“安時處順”、“知足常樂”傾向都源出道家。這樣，張衛中就揭示了理想主義者與世俗化在分歧中有相通之處的辯證法。這樣的發現不僅超越了理想主義與世俗化思潮勢不兩立的時見，而且顯示了傳統文化的強大力量，它能使不同的人生追求在冥冥中殊途同歸。
其次，對上世紀90年代文學“世俗化”民族淵源解讀。我們知道“新生代”作家充滿了激進的“反傳統”情緒，但他們實際上反對的隻是“溫柔敦厚”的傳統，而他們在世俗化追求方麵，他們命中注定難以擺脫傳統的製約，因為中國文化就充滿了世俗化的氣息。中國人知道如何“及時行樂”，更善於“苦中作樂”。在這方麵，“新生代”作家的“欲望化寫作”、“身體寫作”既是“新生代”狂歡化傾向的象征，其實也是中國傳統小說中以“三言”、“二拍”、《金瓶梅》為代表的市井文學的繼續。
再次，對國民性問題的新探索。我們知道：文學是人學，中國作家所寫的是中國的人物，而他們身上總是不同程度地浸潤了傳統文化的影響。這個問題要研究的是傳統文化如何影響新時期小說中的人物，使他們具有了什麼樣的審美特點，而這種審美特點與整個作品的審美風格有什麼樣的聯係，因此它自然也是研究傳統文化對新時期創作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麵。作者探討了國民性問題與時代環境的關係、國民性在新時期的新特點等等。如中國人文化心理中的“皇權意識”、“青天意識”、“自主意識”的缺乏與“文革”中左傾思潮泛濫的關係，在農村，農民的心理痼疾如何導致他們在建國後幹群關係中居於弱勢的地位等。其獨到之處還在於：作者考慮到引進現代派可能給國民性思考帶來的變化，專門探討了具有現代派特點的作家其國民性批判的新特點；以殘雪和楊爭光的創作為個案，分析指出了現代主義在國民性批判方麵的主要優點，即由對生活特殊追問方式帶來的較大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