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者認為，先鋒小說形成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它既有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又有中國當代文學自身的催生力量。“文革”結束後中國社會思潮的獨特組合方式，是先鋒小說得以出現的合法性前提。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引進，暗含著當代啟蒙主義謀求中國現代化的良好願望。在新時期初的社會語境中，意識形態和啟蒙主義是支撐社會思想言路的核心話語。前者從反思“文革”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曆史目標。而這一目標體現的正是中國急欲擺脫“文革”創傷，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宏偉夢想。與之相比，同時期的啟蒙主義則延續了“五四”以來的啟蒙的傳統，盡管這一傳統表麵上強調的是個性解放，但“反抗外侮，追求富強”的現代民族國家夢想才是啟蒙主義運動的終極目標。因此，在這一曆史目標下，意識形態和啟蒙主義便具有了異質同構的話語關係。為實現強國之夢，意識形態允許接納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外來思想。由於西方現代主義在中國學者實用主義的闡釋策略中獲得了一種啟蒙功能，因此，現代主義的傳播便同時獲得了意識形態和啟蒙主義的許可。而這一傳播運動的合法性前提最終也由意識形態話語予以確認。
其次，該書解析了先鋒小說與啟蒙主義主題的關係。一般認為，先鋒小說是“反啟蒙主義”的，但作者卻令人信服地闡釋了它們之間密切的關係。作者在論述先鋒小說的主題話語時，重點考察了先鋒小說的兩個啟蒙主題，即“尋找民族身份”和“重構曆史敘事”。在“尋找民族身份”的主題中，文化尋根層麵的先鋒小說致力於追求的是“民族自我”，它們通過文化寓言的形式，對“文革”結束後“民族自我”的迷失做出了形象化書寫。與此同時，文化尋根層麵的先鋒小說還在民族文化寓言的建構中，借助邊緣文化的力量，試圖補救傳統文化的闕失麵。在這一過程中，民族自我始終是一個貫穿小說創作的核心主題。隻有通過民族自我的身份確認，才能在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確立曆史起點，並為這一努力提供必要的文化資源。而在“重構曆史敘事”的啟蒙主題中，該書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力求凸現先鋒作家“超越傳統曆史敘事”的啟蒙敘事。由於傳統曆史敘事壓製了人類個體的生命獨語，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的小說中，就出現了多種解構傳統曆史敘事的啟蒙主義訴求。這些方式均對“五四”以來的啟蒙傳統構成了挑戰：在先鋒作家的啟蒙理念中，關懷個體逐步取代了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啟蒙目標。因此，當代啟蒙主義關注個體存在的思想主題在先鋒小說中得到了更為深入的表達。在這種啟蒙敘事中，有關個體的存在困境的考量始終是先鋒作家關注的核心問題。試以殘雪的小說分析為例：她小說中人物身陷困境卻不甘沉淪的存在狀況，以及他們在存在困境的“突圍表演”，都充分說明了先鋒小說關懷個體的存在主題。
再次，一般認為，先鋒小說與現實主義小說處於一種對立的狀態，然而，葉立文在《啟蒙視野中的先鋒小說》一書中卻從現實主義小說新變中挖掘出先鋒話語。在新時期初的小說創作中，反思“文革”是一個難以繞開的主題。如何解構“文革”政治神話的意識形態霸權，則成為體現先鋒話語“解神話”功能的文本表征。從當時的意識流小說來看，語言是其解構政治神話的重要武器。本章從語言學層麵出發，借助西方政治學家的神話分析方法，對意識流小說的“解神話”功能予以了理論分析。除此之外，在普遍意義上的反思小說中，還出現了對存在問題進行體認的先鋒話語。從宗璞、戴厚英、王蒙、張賢亮到劉索拉，先鋒話語從以下幾個層麵展現了對“存在”的體認。首先是宗璞等作家的人道主義訴求；其次是王蒙、張賢亮對個體存在心理和潛意識書寫；再到劉索拉的“荒誕”表達，新時期初的小說創作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展現了一條有關個體存在主題的演變軌跡。而另一部分作家，如汪曾祺、鄧友梅等人，則在追求無情節、無結構的敘事藝術中，影響了先鋒話語的增長過程。大致到1985年，先鋒話語終於彙聚而成為先鋒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