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的前三章是對《左傳》及其人物研究的整體鳥瞰，第四章從麵著眼研究係列人物，第五章從點著眼研究典型人物，這樣從整體到麵再到點的體例安排，步步深入、層層展開，基本網羅了《左傳》所描繪的重要人物，既有全麵的總結，又不乏深入的剖析。正文之外，又列有《〈左傳〉人物研究論著索引》（1949—2003）、《參考引用書目》等兩個附錄，頗具資料性。
《論稿》最大的成就當然是《左傳》人物評議的闡微發覆之功。七篇人物形象係列論、八篇人物形象專論，將《左傳》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分析得細致入微。《論稿》分析人物形象，決不固守前人成見，而是多向度、全方位地評價曆史人物，力求得出更為公允、更為深刻的結論。作者能夠毫不諱言地指出晉文公這樣的明君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人格缺陷，也不抹殺公認的暴君楚靈王的人性閃光之處。以楚靈王為例，當時的列國卿士與後世學者，給予這個人物的，幾乎是眾口一詞的否定性評價，視之為“昏主”、“妄人”。事實上，《左傳》對楚靈王的描繪，確實也使讀者厭棄他的為人。但是，任何一個人的性格都不是平板的、臉譜式的，楚靈王雖然暴虐，卻也有著某些比齊桓、晉文更大的度量。何先生就從《左傳》的類似描述中發現了楚靈王的另一麵：“汰侈無厭而不乏人性和真誠，剛愎自用卻時有容人之量，強暴驕橫又終存悔過自責之心，甚至在擇人用人方麵還頗具眼光。”（何新文：《左傳·人物論稿》，中國社會，2004年，第291頁。）更難得的是，何先生從楚靈王所處的特定時代背景和楚民族文化傳統這一獨特的角度出發，給予這個複雜的人物形象以全新的詮釋。何先生認為，楚靈王的種種“非禮”舉動，實際上是個性的張揚和對桎梏人性的“禮”的對抗與否定，是“楚人文化性格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何新文：《左傳·人物論稿》，中國社會，2004年，第1頁。）。靈王自己肆行“非禮”，也能對臣下“非禮”的行為給予足夠的寬容，這其中“包含著追求平等、尊重個性的合理成分”。更重要的是，靈王的率性而為“是有限度的，他以不損害國家利益為界”。何先生通過科學嚴謹、有理有據的研究，使讀者心中的楚靈王形象更加豐滿生動，成為一個更加立體的人。
何先生的這部著作，以立言謹慎、持論公允為最大特點，既不像某些學者為了引起重視而故意拔高自己的研究對象，也不會故作驚人之論以駭人耳目、混淆視聽。在確定《左傳》人物研究的起始年代上，盡管先秦典籍如《孟子》、《荀子》、《韓非子》等書中已有許多關於《左傳》人物的評論文字，但“考慮到對於《左傳》成書年代乃至所謂‘左傳學’形成的不同意見”（何新文：《左傳·人物論稿》，中國社會，2004年，第26頁。），何先生慎重地將《左傳》人物研究的起始年代定於西漢。這種態度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的、持之有據的，因為按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推斷，它的流行和“左傳學”的形成，確實是西漢以來的事情。《論稿》延續著何先生著述的一貫特點，文字省淨而溫雅，讀之如晤長者，聽其娓娓論道，久而不倦。所謂“謙謙君子，溫潤如玉”，正是何先生其人其書的真實寫照。
（二）《走過世紀門》：報告文學全景透視
事實上，中國報告文學已經走過了百年之旅，盡管這一點並不能很好地從報告文學的理論建樹上反映出來，相對於小說、散文、詩歌來講，學界對報告文學的研究嚴重不足。而龔舉善學術論文集《走過世紀門——中外報告文學略論》的出現，是我們在報告文學的研究領域收獲的可喜成果。該書從研究視角、研究視野、研究主題到學術識見，無不體現出作者鮮明的學術特色。該書以文化研究為方法，並對這一方法下百年報告文學現象進行宏觀把握和散點透視，不僅梳理出報告文學發展的演進道路，而且對斯諾精神進行人文審視，最後對新世紀以報告文學為核心的紀實寫作前景作出了具有說服力的積極展望。
一
近年來的報告文學研究已經不再局限於“新聞加文學”這種簡單化的二元世界來淺層地探討報告文學的特質、屬性等，而是采用多樣的研究方法。正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可以說龔舉善的學術論文集《走過世紀門——中外報告文學論略》是報告文學及其理論走向新世紀的必要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