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研究中發生了所謂“文化的轉向”，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電子媒體的出現引起了傳播革命，一些異質因素如影視、網絡、廣告等加入到文學之中來，由此衍生出一大批邊緣文體，如大眾流行文學、通俗歌曲藝術、網絡文學、影視文學等等，文學樣式已經不僅僅是傳統的經典藝術門類如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繪畫、雕塑，如今，文學日益深入到大眾的日常生活空間中來。文化研究打破了傳統的文學觀念，將文學推向了社會審美活動的邊緣。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文學研究也出現了“文化熱”現象，如今，文化研究在當代中國已經成為主要的話語資源之一。正是在這種宏大的理論視野之下，因報告文學獨特的“邊緣性”或者說“多棲性”的文體特質，緊密地與時代結合在一起，“以其對曆史性現場的觸摸與近距離的攝照，為我們真實地全景地記錄了社會變遷中風雲際會的曆史圖景”，文化研究成為作者研究報告文學的重要維度。
作者將文化研究方法引入報告文學的研究之後，並不是對文化研究的範疇作教條式的生搬硬套，而是試圖運用其相關性的係統方法，建構適合報告文學的研究模式，以期更為有效地探求報告文學內在流變的基本規律。
二
作者在文化研究的視野中對百年報告文學現象進行宏觀梳理時發現，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報告文學掀起的三次聲勢浩大的浪潮都緊緊契合著中華民族至關重要的曆史關口，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交織在一起，見證著民族曆史的滄桑巨變。
作者將中國報告文學的發生與自覺期定在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三十年代是現代中國的一大曆史文化轉折點，即致力於文化轉型的文化啟蒙運動讓位於救亡運動。救亡浪潮中，在“左聯”的大力鼓吹下，“報告文學”作為漢語術語首次出現，並由此標誌著報告文學進入了全麵自覺的時代，從而形成了報告文學史上的第一大浪潮——三十年代的救亡型報告文學。這一浪潮的集中成果便是大型報告文學集——《中國的一日》，《中國的一日》反映了整個三十年代的社會風俗史。難怪茅盾說：“這裏是什麼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樂，饑餓線上掙紮的大眾，獻身民族革命的誌士，落後麻木的階層，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務員的腐化，土劣的橫暴，女性的被壓迫，小市民知識分子的彷徨，受難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龔舉善：《走過世紀門》，紅旗出版社，2003年，第9頁。）對於第二次浪潮五十年代建設型報告文學的評說中，作者透過報告文學顯露出鮮明的時代色彩，認為“報告文學確實較其他文體更為敏銳地感應著時代的神經，包括時代的病態。”（龔舉善：《走過世紀門》，紅旗出版社，2003年，第23頁。）顯然，第二次報告文學浪潮在過多的政治幹預下呈現出創作上的某種“病態”和退化。然而，“它的成功與失敗都給報告文學的曆史留下了耐人尋味的闡釋空間，其足夠的啟示價值奠定了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牢固而特殊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包括‘大躍進’在內的五十年代建設型報告文學的文學史地位或許高於文本自身的創新意義。”（龔舉善：《走過世紀門》，紅旗出版社，2003年，第25頁。）發軔於新時期之初的第三次浪潮，作者稱之為八十年代的改革型報告文學，在社會轉型的宏大背景下，報告文學加大了曆史反思和現實憂患的力度，“回眸意識加濃，熱點追蹤及透視效果明顯，哲理性增強，更為注重批判意識和人文底蘊，並且不乏全球視野和人類意味。”（龔舉善：《走過世紀門》，紅旗出版社，2003年，第27頁。）三
該書還相當注重具有典型意義的個案研究，即細讀某些名作名家，在詳盡的剖析中來闡述其閃爍著的思想光輝，最為典型的是對斯諾及其名作《紅星照耀中國》的解讀。斯諾雖然是美國人，但是在中國抗日戰爭和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其一生的十餘部作品中，作者認為《紅星照耀中國》長久以來在人類進步的蒼穹下閃耀著燦爛的光華，彌久長新。這種跨時空的國際報告文學，自然吸引著不同國域不同學科的專家來解讀與闡釋，其中真知灼見迭出，在這種情況下，作者試圖對斯諾作品作出獨特的解讀自然就麵對著極大的壓力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