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積極的態度來應對這種挑戰，作者通過多年的努力，研讀了大量報告文學和斯諾的所有著作，“他對斯諾夫婦的經典報告文學《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毛澤東的故鄉》等作了較深入的個案研究，發掘了斯諾夫婦作品中所體現的對中國人民的深厚友情和博大的人文精神”，尹均生在序中指出《走過世紀門》“有對斯諾作品產生的宏觀鳥瞰，有對斯諾作品豐富內涵的剖析，有對斯諾在東西方文化碰撞與融合中產生的靈智探討，有對斯諾夫婦作品語言和藝術表達的中肯分析，有對‘斯諾精神’和人格的崇高評價”。（尹均生：《走過世紀門·序》，紅旗出版社，2003年，第2頁。）作者對《紅星照耀中國》固有的文本品格與生命質態有著充足的知識準備，在對《紅星照耀中國》的透析中，作者認為，強烈的生命意識、民族意識和人類關懷是斯諾深入社會、考察人生、思考未來以及處理各種現實問題的出發點和根本歸結點，開拓性地將“斯諾精神”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聯係起來。
四
該書還重點闡釋了以報告文學為核心的紀實文學前景的展望。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轟轟烈烈相比，九十年代以來的報告文學相對沉寂，報告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大為減弱，所以有評論家認為，報告文學步入了困境。那麼，新世紀的報告文學到底是走向了沒落還是有可能重新步入輝煌？作者在深入考辨的基礎上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樂觀地展望：“跨世紀未來時態的報告文學將在全球範圍內掀起新的高潮。”（龔舉善：《走過世紀門·序》，紅旗出版社，2003年，第190頁。）作出這種樂觀展望作者是有其深刻的根據的，首先這是由報告文學自身的特質決定的，作者認為“在紛繁、快速、生動的社會現實麵前，過於精致的詩歌難承重擔，虛構的小說因與生活與生俱來的距離感而難挽留讀者，清風明月、亭台樓榭、小橋流水、鳥語花香的‘睡美人’式的散文已合不上前行的節拍，劇本和舞台因延續程序長、製作成本高而大遜風騷，具有複合特征和全球意味的報告文學俏走文壇已不是神話，我們分明聽到了它跨過徘徊期、朝著未來闊步挺進的堅定而從容的腳步聲！”（龔舉善：《走過世紀門·序》，紅旗出版社，2003年，第190頁。）如果說文學樣式的自身特點無法充分證實這種樂觀前瞻的話，那麼，當代社會生活結構發生的巨大變化則無疑成為了這種判斷的堅實根基，現實生活是國際報告文學再度崛起的社會基礎。報告文學是“生活的鏡子”、“時代的報告”、“戰鬥的擂鼓”、“曆史的見證人”。無論社會怎樣發展與進步，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倒退、科學與愚昧、戰爭與和平的矛盾依然存在，人類也越來越感受到全球性的人口爆炸、資源枯竭、環境汙染、生態破壞等諸多危機，就本體論而言，報告文學的批判功能不可抹殺。
作者還從傳播學這一重要側麵來論證報告文學的發展前景。報告文學的誕生與發展和媒介轉換息息相關。為何報告文學作為文類形式誕生如此之晚，發展又是如此之迅猛？媒介理論與現代傳播學顯然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事實上，回眸百年報告文學的發展及其與文化的關係時，發現報告文學的每一步跨越，幾乎都離不開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變革。“人們愈來愈認識到，文學的驅動力不完全來自生活的撞擊，也不單純取決於作者和讀者的遊戲、自娛、消遣、審美的需要。文學的另一本質功能正日益顯現——這就是交流。”因此，“在虛構藝術無法同生活競賽的今天，唯有國際報告文學保持著生動、形象、快速的最新信息的互傳功能。”
總之，《走過世紀門》無意營構所謂周密的學術體係，而是對報告文學創作及其理論進行必要而清醒的闡釋，盡管著者“還有待於深入到文體自身的建設方麵”。
（三）《電影敘事學：理論和實例》：電影學理論的深入發展作者在成書之初對於電影敘事理論的研究曆史和現狀作了深入了解，清楚地認識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電影敘事學研究在我國引起重視並逐漸開展起來，但是相對於新時期以來電影藝術事業取得的輝煌成就而言，其滯後局麵是顯而易見的。而作者的初衷正是為了彌補這一缺憾，該書由導言和五章內容構成，作者“嚐試從當代敘事學的理論角度，對電影藝術的基本敘事元素及功能、本文建構的‘演說’機製、影響運作的‘話語’特色、電影敘事人的類型與視點的功能和電影敘事的幾種基本結構模式，作出理論上的梳理、闡釋和探討，並努力通過對具體電影本文的解讀闡釋，來印證這些理論模式，使其盡可能具有可操作性”（李顯傑：《電影敘事學：理論和實例》，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第23頁。），也就是說，作者從敘事學的角度對電影藝術的審美特征作了全方位的審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該書的出現無疑填補了這塊遠未成係統的研究領域，從而將我國電影敘事學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綜觀全書，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