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強烈的問題意識
一百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經曆著痛苦而艱難的轉型，但是，到底應該怎樣轉，學界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提出回到古代，以古代文論為基礎重建中國文學批評，有人提出西化，移植西方文論為中國當代所用，等等。而莊桂成的《發生論》就是圍繞如何建設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這個問題而展開，可以說，《發生論》一書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
如何解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建設問題？《發生論》認為，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批評一直處於轉型之中，要解決當今的文學批評如何轉，我們就應該回到發生的原點，看最初是如何轉的，從中尋找啟示因為事物的發展，往往在最初就決定了它的行進方向，隻不過以前因為時間距離太近而不易看清，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時間為我們的反思提供了便利。
《發生論》充滿思辨性，因為研究的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的原點問題，所以，作者不斷地追問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為什麼會發生轉型？如何轉型？又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轉型？這樣層層深入，直逼問題的本質，顯示了作者執著而睿智的學術精神和品格及強烈的現代意識。另外，作為學術研究，它的意義不應該僅僅是研究者本身所賦予的，應該同時具備“經世致用”的特點。所以，作者有感於中國文學批評自20世紀初開始，就一直處於艱難的轉型之中，為我們闡明了為什麼要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的問題；同時也為我們指出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的發生這一學術問題應達到的目標，即確定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的內涵，確定中國文學批評轉型發生的時間，探尋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的內外因素，分析梁啟超的文學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王國維的西體中用和章太炎的文學複古的轉型路徑如何實踐著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轉型以及他們為何處於同一時代背景之下卻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選擇。
通過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轉型研究，《發生論》指出：文學批評隻有科學化，它才會成為一種探求真理的活動，才不會被政治或其他力量所任意左右；中國文學批評轉型的終極方向必然是走向人本化，即以人為目的、重視人的價值、人的個性發展和自由意識。在當今文學批評恣意吹捧、一味哄抬、酷評、罵評、無端貶抑之風泛濫之際，這無疑給學術界吹進了一股清新的空氣。正如作者所說，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轉型問題，既可以為我們當下的文學批評轉型提供經驗和教訓，或許還可以對中國當前的思想文化走向提供啟示。
二、嚴密的邏輯結構
《發生論》一書結構嚴謹，論述集中而層層深入。首先以問題入手，對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的原因、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應達到的預期目標及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的方法作一個簡要的交代。其次，對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的“義界”、緣由、路徑、立場一一作了充分的論述。
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發生的義界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麵，即何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轉型，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的發生是在什麼時候。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轉型發生的“外發型”緣由在於晚清社會危機導致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功能發生了改變以及西學東漸導致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產生，即中國文學批評的主體發生了改變；“內發型”緣由則在於中國文體變革導致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對象發生了改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文學革命（包括“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王國維等人的西體中用（如《紅樓夢評論》）、以章太炎等為代表的文學複古則實踐著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轉型，這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轉型發生的路徑。批評大師們之所以對文學批評轉型各自選擇自己的道路，主要是因為受現代中國的基本意識形態影響所致。梁啟超等進行文學革命，是因為受了進化論的啟發和影響，章太炎提倡文學複古，是為他那民族主義思想所左右。
王國維思想較為複雜，文章暫且存而不論。這是文學批評轉型發生時批評主體所把持的立場。在對上述問題進行層層深入的縱向論述過程中，則又從橫向的角度，即以文學批評的構成要素（包括批評主體、批評對象、批評文本、批評功能）貫穿其中，交織成一個井然有序的論證空間。最後則獲得了引人反思文學批評的啟示：中國文學批評轉型起初發生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其批評的主體、對象、文體、功能等都發生了改變；這些要素的改變，就暗合著兩個趨向，即中國文學批評的科學化和人本化傾向。
三、文化生態學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