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3章 轉型期湖北地區文學批評研究(3)(1 / 3)

學術研究重在方法,正如作者所說的那樣,方法在某些時候比結論更重要。在如何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現代轉型的發生的問題上,《發生論》作者采用了文化生態學的視角和方法,樹立了一種大文學史觀、大曆史觀、大批評史觀。因此,從生態學這一宏觀視野的角度切入文學批評研究,這又是《發生論》一書的一大特色。

文學批評及其對象文學,在整個社會文化生態大係統中,與時代、社會、經濟、生活、曆史、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等結成了廣泛而複雜的關係。人類社會是一個大係統,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都是屬於這個大係統的子係統,各個子係統之下又有若幹子係統。文學屬於上層建築這個子係統。在上層建築這個子係統之中除了文學之外還有哲學、宗教、政治、法律、倫理、道德、藝術等。因此,《發生論》認為,研究文學批評的時候,要把它放在整個社會文化生態係統中去考察。例如,考察中國文學批評轉型發生的原因,既要從社會曆史角度來思考文學批評與晚清社會危機或文化危機的關係,尋找批評轉型的“他律性”規律,也要從文學批評自身發展的角度來思考其內部的協調發展要求,考察批評轉型的“自律性”規律。這種生態學研究方法要求中國文學批評轉型研究必須具有宏觀視野。此外,文學批評作為文化係統中的一個分類,我們應立足於文化整體的反思,將文學、藝術、哲學、宗教、道德、法律乃至各種習俗、心理、製度、器用作為一個有機的文化係統加以觀照,溝通文學批評與各個社會文化領域間的渠道。當然,作為一個青年學子,提出如此新穎的創見,難免存在可供商榷之處。但《發生論》從選取的角度到論證的方法與結構,都體現出年輕一代博士踏實、嚴謹的學術品格及求真、務實的強烈現代感。

二、文學批評實踐綜論

轉型時期的湖北文學批評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在諸多方麵走在了全國文學批評的前列。由於可訓先生主持的對話體批評,劉川鄂代表的完美批評,都是新時期全國文學批評的重要收獲。湖北批評界對本地的文學狀況的關注而引發的地域文學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出版了全國第一套地域文學叢書。事實上,湖北文學批評的成就也並不限定在上述幾項。

(一)對話批評

新世紀湖北文學批評的一個重大變化是批評方式的新變。於可訓先生自2002年起在《小說評論》雜誌上開辟“小說家檔案”的專欄。專欄每期關注一位有成就、影響比較大的小說家。專欄的主要內容是:一篇“層次比較深入的對話或訪談”、一篇“作家個人自述”、一篇批評文章、主持人的話、小說家的作品目錄。這個欄目的設計具有鮮明的對話批評的特征。這種對話包括兩個層次,一是主持人的話、各個專輯的主筆的批評文章和小說家的創作談,三篇文章之間並沒有統一的觀點,而是自言自語,各自為陣,或呼應、或交流、或反詰、不一而足,形成了一個潛層次的對話。二是每輯主筆和小說家之間的直接對話。這兩個層次的對話就改變了傳統的批評家和小說作家之間的單向度的關係。

對話批評和傳統的批評之間畢竟有著比較大的區別,它是批評家和作家之間關係的平等的交流,也是批評家和作家之間的思想互動。雖然中國在古代就有以《論語》為代表的對話批評的傳統,但是,對話雙方的平等與互動仍然比較缺乏。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對話批評濫觴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吳亮的《藝術使世界多元化了嗎?——一個而向自我的新藝術家和他友人的對話》(《上海文學》1981年第12期)。此後中國的對話批評紛紛亮相。尤其是20世紀中後期,中國的對話批評在中國各種報刊中大量湧現。正如楊揚在《90年代批評文選·序》中所概括的:“90年代文學批評表達形式的最大改變,就是由多人參與的對話體批評的流行,而且對話成為90年代文學批評表達批評家文學思考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說,90年代那些較為重要的問題,那些有著較為廣泛社會影響的批評話題,都是通過對話的形式表現和傳播開來的。諸如,後現代問題、女性批評問題、傳媒與大眾文化問題、市民社會和都市文學問題、新生代作家作品、晚生代作家作品及70年代生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等等,都可以看到不同群類批評家,以一種沙龍談話的方式,最簡潔、也最快速地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陳思和、楊揚編:《90年代批評文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0頁。)但是,於先生設置的對話批評方式和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對話批評有著更加深入的特點。它除了有著對話批評一般的思想和觀點的交流與互動外,還具有中國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對話批評所不具備的學術性特點。中國當代的對話批評主要追求的是對新近出現的新觀點、新思潮的狀況交鋒與描述,對話把麵對新事物出現時人們的忐忑、新奇、不確定又渴望把握的心態展現得十分清晰。它更多是對話雙方心態、觀點的交流,偏重思想形態。而於先生設置的對話批評卻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對話批評。它除了觀點的表達與思想的交流外,還具有很強烈的學術性與史料性質。小說家的創作談、每輯主筆和小說家之間的對話,包括小說家的作品目錄,都具有非常強的文獻價值,為文學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思想性和學術性交融,這是於先生設置的小說家檔案的對話批評的最大的特點,它推動了中國對話批評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