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同類批評專著相比較，這部叢書的風格特色之一便是評論者們的全身心投入，使得這套學術著作帶上了濃厚的感情色彩。如果說獨特的研究視角和豐富的材料構成了每部專著的骨架，那麼作者的情感灌注則使這些著作具有了一般研究著作少有的感染力。作者在參與這套叢書的寫作過程中獲取了厚重的情感，並使之自然流瀉於筆下。為了全麵獲取關於每位作家的材料，作者們一方麵費盡心血查閱了大量的書刊，係統地披閱其著作、評介文章，同時又努力接近甚至深入每位研究對象的生活，通過各種方式與其進行交流，探究他們的成長、創作曆程，在交往、交流過程中，作者們用自己的生活視角“打量”每一位作家，體察他們細微的個性氣質的差異，思想細節的輕微變化。作者走近了作家，讀者也因為這種經過心靈過濾的語言而走近了活生生的作家個體。他們在作者筆下已不再是具有某種神秘色彩的“蒙麵人”，而是真正現實存在的作家實體、生活實體。例如李俊國教授的“方方論”，不僅是在研究方方的小說和創作曆程，同時也是在以一種作品解讀的方式向作者致敬，其中脈脈流淌的不僅是研究者對事業的執著，更是朋友對朋友的真情實感。他的研究甚至還得到了作者本人的首肯，方方曾開玩笑說，李俊國就像拿一麵照妖鏡，好像要把人的五髒六腑都看個清楚。“我認為批評家與作者的看法有差異是正常的，但我覺得李國俊寫《在絕望中涅槃——方方論》是非常認真的，作為學術著作來寫是很負責的，他很仔細地讀過我所有的作品，讓我很感動，有些說得很對。”（黃鬆飛：《一批湖北作家成為學界研究對象》，載《中華讀書報》，2001年2月15日版。）此外，蔚藍的“鄧一光論”、梁豔萍的“葉大春論”、葛紅兵的“劉繼明論”等都善於將來自對作家的直覺印象升華為邏輯層麵的思辨，把形象的內心體驗、抽象的學理探求融為一體，從而達到了一種闡釋主體與對象之間的相互滲透、重新組合。
但是理解不代表“逢迎”、體悟也並非“唱和”，作為活躍在湖北省乃至全國文學研究與批評界第一線的學者與批評家，都曾嚴格地接受過正規的學術訓練，堅持嚴謹的學術作風、嚴格的批評精神、嚴肅的價值理性是他們共同的學術標杆。因而，批評者們求真、求實、求知的追求，使著者能夠將自己的愛憎褒貶寓於冷靜客觀的理論觀照和文本透析中，這也是叢書風格的第二個特點，其敘事不乖張、不矯飾、不煽情，娓娓道來卻又深邃入理，仔細品味，往往氣韻悠長、寓意深遠。其微言大義的描述更顯其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評”家風度。這種學術品格是該著有別於其他同類文學專著的獨特的個性化特征，體現著者個人品性、知識素養和精神追求的學術選擇。
當下的湖北文學現象越來越豐富，而人們內心的感觸似乎越來越少，諸多的批評文字，卻在傳遞著大致相似的話語，要麼“板起麵孔”，嚴肅生硬；要麼陳腔濫調，毫無新意，人總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批評也一樣，這聲音應該是獨立的、無法複製的，帶著批評者的真誠與勇氣，帶著家鄉文學的熱忱與自省，傳遞久遠又擲地有聲。作為展現批評者學術魅力的舞台，這部叢書讓讀者欣喜地看到編撰者在各自的專著中顯現出不同的批評“個性”和敘述風格。
在陳美蘭的《湖北文藝五十年》中，曾將李俊國、劉川鄂和熊忠武（湖北教院）一起並稱為“湖北小說評論界縱橫馳騁的論壇三雄”（陳美蘭：《湖北文藝五十年》，長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08頁。），表達了對他們的學術能力和文藝才氣的充分肯定，但以李俊國的“方方論”和劉川鄂的“池莉論”觀之，二者的才情與致思卻各有千秋，李俊國注重文本研究的嚴謹細密與思維視角的開闊宏遠，文辭典雅豐富而風格清新；劉川鄂則鋒芒畢露且思維敏捷，文辭灑脫流暢且辭鋒尖銳，彰顯出截然不同的敘述風格特點。閱讀叢書中的各式專著，宛如體悟和感知著一個個鮮活生動的藝術生命體，這是源自批評者自身煥發出來的一份氣度——如蔚藍的批評思維帶著女性特有的精細縝密，文筆則若行雲流水般瀟灑超逸；梁豔萍曾致力於散文美學研究，追求思慮的細致和情調的悠遠；聶運偉紮實深厚的文藝學功底錘煉出嚴整周詳、據理“力證”的文風；葛紅兵則帶著青年學者的銳氣，追求思想的深刻和詞采的縱橫；程世洲長期以來對鄉土文學的“特別關注”，讓他的批評帶有文辭清麗而意境幽遠之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