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1章 附——轉型時期湖北地區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綜論(1)(1 / 2)

80年代中後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由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帶來的以文化的多元化和意識形態的開放性為標誌的現實語境,促進了中國文學在各個層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文學獲得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朝著較為自由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興起,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等新的文化形態開始對文學發展形成嚴重擠壓,將文學一步步推向邊緣。在這樣一種充斥著矛盾與張力的複雜環境中,中國文學開始了新的曆史轉型。湖北地區作為轉型期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陣地,就現當代文學史研究而言,近年來已形成相當完備的學術體係,取得了諸多富有代表性的成果,學者們在激烈的時代潮汐中顯示了紮實的學風和銳意創新的勇氣。

一、開放與多元:文學史觀念的更新

觀念的更新是文學史研究有所突破的前提,轉型時期本地區的現當代文學史研究首先在觀念上體現出開放與多元化特征,具體包括以下三類代表性的文學史觀念。

一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觀念。如黃曼君主編的《中國近百年文學理論批評史》、陳國恩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外文化》、昌切的《思之思:20世紀中國文藝思潮論》、金宏宇的《新文學的版本批評》、王澤龍的《中國新文學思潮研究》等著作,所用“百年中國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新文學”等概念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打破以往的現、當代文學史分期,在現代性視野下,將二者融為一個整體進行觀照。20世紀中國文學時間脈絡的打通,不單是為了敘述的方便或時限上的任意延長,而是為了打破以往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負累,從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出發,尋找到新的切入點。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觀念伴隨著“重寫文學史”的呼聲應運而出,對新時期的文學轉型曾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這一概念本身還存在相當的分歧,但它所代表的自由的文學史本位是毋庸質疑的,因而得到了本地區大多數學者的接受和認可。

二是以《中國文學編年史》為代表的中國文學通體觀。相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時序概念而言,《中國文學編年史》(現當代部分由於可訓主編)中的“中國文學”概念顯然更注重文學史線索的共向聯係,(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中國文學”概念區別於狹義的民族文學觀念,因為著作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都沒有表現出對西方文學經驗的排斥,相反,在統一的文學史觀念觀照下,常有吸收和融化。因而,它體現的是一種更加寬容的文學史觀)。著作雖有現代卷和當代卷的分卷,但實際隻是一個形式,在編撰體例上它幾乎淡化了古代、現代和當代所有的時間分期,而從廣闊的文學文化視野出發,直接將其納入到中國文學整體流程當中,讓其成為中國文學整體的一部分,突出與傳統文學脈絡的因果聯係。具體操作程序上著作減少了史論的比例,將中國文學發展曆程當中的諸多史實以編年形式加以精密組織,以提高史實的重要性,最大限度地貼近曆史,還原真相。當然,在史實的選擇和編排上,作者做了精心的安排,以現當代卷部分為例,在注重作家作品為中心的文學本位前提下,著作新增了文學理論這一板塊的編入,同時對文學的外部因素,如重要的文化政策、對知識階層有顯著影響的文化活動(如結社、講學、重大文化工程的進展、相關藝術事件等)以及思想文化經典的撰寫、出版和評論等加以關注。既突出了文學史的審美本位,也拓寬了文學史的研究視野。

中國文學史尤其是現當代文學史的書寫和研究長期依賴西方理論觀點作支撐,往往容易忽視中國文學發展的特殊語境,造成了文學史空間的割裂及闡釋的偏頗,這對中國文學的整體性和連續性的把握顯然是不利的,《中國文學編年史》的通體文學史觀,突出了現當代文學發展與傳統文學文化的聯係,在方法論上突出了本土經驗的優勢,同時,對於阻止西方文學觀念對中國文學事實的簡單閹割,樹立一種更為客觀的文學史觀念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三是以黃曼君、周曉明等為代表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觀。同樣,他們出於對既有的現當代文學史分期的不滿,主張將被普遍接受的“中國現代文學”或“中國現當代文學”更名為更具有開放性、包容性、過程性與現實性的“現代中國文學”。在他們看來,首先,“20世紀中國文學”、“百年中國文學”等流行概念雖然在現代文學學科意識和基本的文學史觀念的進化等方麵有著自身的貢獻,但也有著自身的局限:兩種提法在分期問題上都體現為一種時間跨度,這種時間跨度容易造成“量的初始點”取舍的武斷性、隨意性和“量的終止點”限定而帶來對對象自身進程的強行終止。而“現代中國文學”中的“量”從起點到終點都是開放的;其次,相對於“前學科時代”的“新文學”和“學科化時代”的“現代文學”的提法而言,“現代中國文學”以現代民族和主權國家概念劃分其範圍和性質,在文學對象、形態的包容性方麵,凡“現代中國史”上發生的文學現象,均可被視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對象。這就克服了前者帶來的學科領域、學科意識、或文學史觀念的偏狹。第三,相對於傳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概念而言,“現代中國文學”既是一個具有較長曆史跨度的概念,也是一個前有過渡性、後有發展性的概念,其過程性特點更有利於描述現代中國文學的一般史或專題史。第四,“現代中國文學”的提法,無論是作為一門學科的名稱,還是作為一種發展了的、具有核心意義的文學史概念、觀念,不僅有著曆史和學理上的依據和合理性,同時也更有利於現有近、現、當代文學文學學科分支的重新整合。“現代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有相當的合理性,相對於之前的文學史觀念而言,也有明顯的創新意味,其關節點是對“現代”這一核心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黃、周等人提出的“現代中國文學”概念和相關的研究正在逐漸深入,並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