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豐富與創新：文學史研究範圍的拓展
較之新時期而言，轉型時期湖北現當代文學史研究在範圍上有了明顯拓展。其間湧現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既有打通現、當代部分的通史著作如於可訓主編的《中國文學編年史》（現、當代卷），豐富多彩的斷代史著作如王先霈、於可訓主編的《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方長安的《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李遇春的《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周新民的《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羅曉靜的《尋找“個人”——論晚清至五四現代個人觀念的發生》等，同時，又在思潮史、社團流派史、各文體史以及史料整理等方麵收獲頗豐，僅以思潮研究為例，就出現了陳美蘭的《文學思潮與當代小說》、陳國恩的《浪漫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昌切的《思之思：20世紀中國文藝思潮論》、何錫章的《理性與浪漫的永恒巨流》、廖超慧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許祖華的《小說新人與小說新潮》、王又平的《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王澤龍的《中國新文學思潮研究》和《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等一係列著作。這些成果體現了本地區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旺盛勢頭，同時它們在在曆時與共時兩方麵建構起完整的研究體係，為今後的文學史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參照，同時也樹立了更高的目標。
相對而言，本地區學者在一批特色領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如以文學理論批評史的撰寫、版本批評以及自由主義文學研究等為代表的係列成果的出現，就對文學史研究具有重要開創意義，既體現了本地區學者的整體實力，也保持了學科研究的前沿性。
文學理論批評史以黃曼君主編的《中國近百年文學理論批評史》和古遠清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為代表。他們將文學理論批評納入文學史的敘述體係，彌補了以前文學史理論批評史缺席的不足，無疑是一次新的拓展，最大程度上還原了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完整性。作為一部文學理論批評專題史，黃曼君主編的《中國近百年文學理論批評史》以百年為限，（上起1895年，下至1990年），著眼於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發展的整體，以文學理論批評由古代到現代的轉型及其現代品格的確立為線索，劃分為“中國文藝啟蒙的先聲與近代文學理論批評的興起”（1895—1917）、“‘五四’文學革命運動與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創建”（1917—1927）、“左翼文藝運動與多元化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1927—1937）、“解放區、國統區的文藝運動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體係的建立”（1937—1949）、“建國後社會主義的文藝運動與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展開”（1949—1976）、“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運動與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繁榮”（1976—1990）等六編，詳細描述了近百年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曆程。其史料之豐富，論述之嚴謹，填補了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整體研究的一項空白。古遠清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則以私家治史的姿態，將文代會後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分為兩編：一元化的“二十七年”（或稱為“毛澤東時期的文學理論批評”）和多元化的80年代（或稱為“後毛澤東時期”的文學理論批評），力圖從動態角度對此一時期的文學理論批評發展狀況做出明晰的展示。同時，著作對當代有代表性的流派及理論家的觀點進行係統的闡釋和評析，突出了自己獨立、自由的個人文學史觀。相對而言，黃著巨大的規模和建構、富有創見的理論和觀點都充分體現了本地區學者們的整體成就，而古著由於保持了個人思想的獨特性與連貫性，成為當代個人治史的傑出代表。對於此一時期文學理論批評史的撰寫而言，他們分別從不同角度豐富了文學史的內涵，拓展了文學史的研究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