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產興業”中的一些具體的措施是，廢除各地的關卡，培養和發展全國統一的市場，發展航空、鐵路、郵政、通信等等近代的交通事業。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礦企業，並對其進行改造和擴充，以便形成國有的企業體係。此外還要加大力度創辦各種被稱為“模範工廠”的新式近代企業。
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對原有的工具和技術進行必要的改造，注意創辦民品工業。使用保護、獎勵等一些方式，鼓勵優秀新產品的發明和創造，舉辦一些交流經驗的會議，推廣新的科學技術。
推行“勸農”政策，引進西方的農業技術、農牧業品種和經營管理的製度，結合“士族授產”的“勸業”，讓大批原封建武士從事農墾。同時還要扶植和保護私人的資本，促進私人企業的發展。從1880年11月起，決定把軍工、鑄幣、通訊、鐵道、印刷等等一些特殊的部門之外的官營企業，廉價處理給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一些特權大資本家。
獎勵國產，鼓勵國貨的出口。帝國政府自從80年代開始立足本國的實際情況，指出引進要根據國情，不能照搬西方的經驗。明治時代，日本在發展近代資本主義、大力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同時，還廣聘了外國各行各業的專家，注意人才的引進。隨著本國人才的逐漸成長，慢慢減少並停止了這種人才的引進，而是派遣留學生出國，這樣做十分實用實惠，避免了盲目性。
日本的經濟在“殖產興業”政策的影響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政府的大力保護和扶植下，日本於1886年到1890年之間，出現了早期的產業革命熱潮。這個熱潮幾乎蔓延到一切主要的工業部門，尤其是以紡織業為中心的輕工業部門，這個部門的發展異常迅速。到甲午戰爭（1894年—1895年）時期，日本已經初步實行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在產業革命開始之後，外貿也開始急劇發展，外貿額在10年的時間裏幾乎翻了兩番，而且都以出超為主。
帝國政府實行資本主義改革的另外一個重要政策則是“文明開化”，這個政策涉及的主要是教育改革以及一係列的社會改革。帝國政府在剛剛成立的時候，就整頓了舊的教育機構。在1871年設文部省，掌握了全國教育改革的事務。日本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教育是改變日本人、改造日本社會的資本。
最初，日本劃分了學區，設立了大、中、小學以及各類的專業學校，教學的內容也煥然一新，還製訂了關於留學生的規則和學位製度，並允許私人辦學等等。之後，教育改革的步伐在1879年時又邁出了第二步，就是製定了47條《教育令》，廢除學區製，把小學的設置和管理權，下放到了地方，學製進行了縮短，教學的內容變得簡單化。翌年《教育令》再次被修改，這次加強了對教育的監管權，使就學率大大地提高，1883年達到了51％。內閣製在1885年實行，森有禮首任文部大臣。在他任職期間，教育改革進入確立近代教育體製的第三個階段。他先後主持、製定和公布了《帝國大學令》、《小學校令》、《中等學校令》、《師範學校令》等等，一係列的教育法令推行之後，基本上就確立了近代教育的製度，教育普及率和中學、大學都有了非常迅速地發展，取得的成果是非常明顯的。
可是，在教育改革的同時，日本的帝國政府也沒有忘記要加強和鞏固近代的天皇製統治思想教育，尤其是1879年8月，明治天皇在侍講元田永孚的幫助下，以元田的名義擬就並發表了《教育大旨》，這顯然就是要左右日本的教育改革，使之在有利加強皇權威望的原則下改革。
比如在1890年10月發布的《教育敕語》中，就進一步確立了忠於天皇、“義勇奉公，以輔佐天壤無窮之皇運”為教育的根本目標。同時，為了加強軍國主義的思想教育，也開始對普通人進行軍事教育，並規定“神道”為國教，強製人民去信仰，並宣傳天皇就是“人間活神”。這些行為給近代教育的發展帶來了種種惡果，對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也產生了深遠的惡劣影響。
“文明開化”的推行，也是日本帝國政府在這一時期所注重的一方麵。這是日本帝國政府希望日本與世界接軌，尤其是多接觸西方潮流的一項舉措。這一舉措，是希望改變日本社會一直延續的封建時代遺留的舊風俗習慣，鼓勵國人接受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等多方麵進行“歐化”運動，去適應世界的潮流，建立適合日本國情的近代文明體係。像在《斷發脫刀令》發布時，就采用了陽曆布告，把陰曆改成了陽曆，例如1872年12月3日就改為了陽曆1873年的元旦，還把一晝夜12個時辰改為了24小時。
另外像一些推廣洋房、西裝、西餐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歐化”運動，在一些城市中也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成績。不過，當時也出現了一些膚淺庸俗的“文明開化觀”。當時，政府中有人覺得，和西方相比日本是劣等國，要改就幹脆“全盤西化”。在社會上甚至還有人主張，日本應該拋棄日語而把英語作為國語，甚至組織“人種改良會”，提倡和西洋人進行通婚，以此改良人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