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10多年中一直對歐洲強國“相助為理”， 勞 苦 功 高 ， 這 是 歐 洲 國 家 的 幸 運 。且 當 日的亞洲也沒有哪個國家在實力上能和日本相提並論，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歐洲國家都會支持日本成為亞洲的新主人。一 些 列 強 代 表 還 主 張 將 台 灣 和 福 建 半 省 交 予 日本管理，因為早在中國的明朝時期，日本就侵犯過福建、浙江等沿海之地，將這些地方交給日本，一定會讓日本人心大快，且心滿意足。
福澤希望歐洲列強的上述言論能堅定日本人侵略的信心，既然歐洲列強已承認日本是其隊伍中的一員，日本就無需顧慮自己在亞洲的“事業”會遭到歐洲人的阻撓，日本離中國如此之近，對中國又如此了解，一定會成為瓜分中國的主要力量。日本已經可以大踏步地向“脫亞入歐”的目標前進了。
福澤諭吉在1875年撰寫《文明論概略》時尚是一名單純的愛國誌士，他為日本的被侵略痛心疾首，以筆為器，抒寫著被壓迫者的憤慨。但時間僅僅過了10年，眼看著日本一天天強大起來，他又搖身一變成了侵略擴張的鼓吹者，其前後對侵略的態度，有天壤之別。
10年在人類發展的漫長歲月中不過是稍縱即逝的一瞬，但在某些特定的曆史時期，10年的光陰足以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19世紀末的亞洲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其中的各個國家都在慌亂應對比自己強盛許多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蹂躪侵犯，在 愈 發 嚴 峻 的現實麵前迷茫不已。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序言中表現出的那種深深憂慮，“人心既如此騷亂，社會上的一切事物錯綜複雜的情形又幾乎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也 是 當時 亞洲動蕩境遇的最好折射。日本在被侵略的劇痛中覺醒，在被侵略的劇痛中強大，卻依然無法擺脫曾經落後挨打的陰影，世界上的強國都在忙著侵略亞洲，侵略別人恰恰是證明自己強大先進的一種手段，侵略者間是平等的夥伴關係，隻要躋身到帝國主義的隊伍中來，自己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福澤諭吉曾將亞洲其他國家比作“鰍”， 將 日本比作“鶴”， 認 為日本就應當用“殺鰍養鶴”的方法強大自己。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福澤諭吉將這場戰爭稱作文明與野蠻之戰，在他眼裏，日本是文明的，中國是野蠻的，日本戰勝中國，正是文明對於野蠻的勝利。當他聽說《馬關條約》中，中國政府同意將台灣割給日本時，便立即著手設計日本對台灣的占領方針，很快便完成《台灣永久化的方針》，希望日本可以借侵台之機，掃除台灣土地上一切“蒙昧之蠻黨”，日本應牢牢把握所有的殖民權力，將整個台灣日本化。
日本人好學他國先進之道舉世皆知，但在學習過程中卻一直都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資本主義製度本和封建皇權水火不容，可日本人卻將天皇專製和對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的學習很好地結合起來，這讓日本的改革成效顯著，也讓日本社會中的封建因素較完好地保留下來。對 明 治 天 皇 影響匪淺的封建大士族們加固著中央的權力，武士道精神和日本的近代化軍隊結合起來，人們對天皇的崇敬與日俱增，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極速膨脹。福澤諭吉的思想正是明治維新這些特點的集中反映。
日本曆史學家井上清在《日本的軍國主義》一書中曾做過這樣的統計，1878年，也就是福澤諭吉寫就《通俗國權論》主張日本進行對外戰爭那年，日本的軍費已占了國民經濟收入的16%，11年後，這一數字竟接近30%。
對等級製度的尊敬和依賴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特點，在日本人看來，這些等級不僅對日本人適用，對國家和國家間的關係也同樣適用。福澤諭吉對世界的看法就受這種傳統的日本思想影響頗深，他認為，世界之所以存在國家，隻是為了保護其土地上人們生活的安全便利。國與國之間應該不分你我，互通有無，這也是文明的要求。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國家也是所有人的國家，倘若一個國家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和外界交流，那麼這個國家無疑是將世界共有財產據為己有的自私國家，是 妨 礙 了世界幸福的國家，而 別的國家也有權力以武力撞開它的大門。福澤諭吉的這一理論直接影響了日本後來“ 大 東亞 共 榮 圈 ”的理論出台。
甲午戰爭的結局，讓日本和中國都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對中國來說，為比自己強大甚多的西方列強的大槍大炮攻破，尚在預料之中，而為曾經對自己崇拜有加，並一度和自己一起被西方人欺辱的日本打敗，就太讓人震驚了。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誌士仁人也開始放眼世界，一 些 當 朝 重 臣 還 發 起 了 規模甚大的洋務運動，中國學習西方文化的認真之心一點不亞於日本，但這依然沒有改變於洋務運動中建造的先進船炮在日本軍艦的攻擊下沉沒的悲慘事實。一 些 中國人愕然驚醒，意識到在一個落後的製度下，即便擁有和西方不相上下的技術，也無力擺脫落後的命運，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開始公車上書，和光緒皇帝一起展開維新變法，一 些 革命派人士也積極籌劃推翻清王朝的計劃。而在海那邊的日本則舉國歡呼，士氣大振，雖然在覬覦遼東半島許久的俄國的幹涉下，日本並沒有取得預期的利益，被迫將遼東半島歸還，但這絲毫不影響日本人對外擴張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