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日本國民顯然還不具備承擔立憲政治的能力。正如後來美國著名學者英格爾斯所說：“再完美的現代製度和管理方法，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人的手中變成廢紙一堆。” 吉 野 作造指出，日本的當務之急便是提高國民智慧，讓他們盡快具備讓憲政發揮作用的知識和道德。選民肩負著監督議會的責任，如 果 選 民道德低下，眼光狹隘，頭腦愚蠢，立憲製度就空有其表。
另一方麵，立憲製度本來就是“主民主義”， 即 “ 主 權 在民”的運動的結果。統治者和作為被統治者的人民分別站在矛盾的兩端，統治者的獨攬大權，民 眾便無自由可言，民眾擁有了自由，統治者便不能隻手遮天。若非萬不得已，統治者無論如何都不會任由民眾得到他們夢想中的自由，他們總會竭盡全力地壓抑他們，奴化他們，限製他們。然而，民 眾 遲 早 會 意 識 到 隻 有在政治上爭取一席之地，自 己 的 權 利 才 有 可 能 得 到 保 障 ，“為權利，毋寧死”，他們一次次地發起運動，確立立憲製度。在吉野作造看來，“ 主 民 主 義 ”的 立 憲 製度框架就應該是：國家元首由政府監督，政府 由 議 會 監督，民眾監督著議會。
吉野作造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同時還是虔誠的基督教教徒，1898年，剛滿20歲的吉野作造就在日本仙台的浸禮教會接受了基督教洗禮。在上大學時，他 還 加入了由牧師海老名禪正主持的本鄉教會。如 果 說 小 野 塚 喜 平 次 是 吉 野 作造政治思想的啟迪者，那 麼海 老 名 禪 正 就是他人生信仰的導師。
幾乎在吉野作造發表《本邦立憲政治的現狀》的同時，海老名禪正的《日本魂之新意義》也出現在雜誌上。這位德高望重的牧師指出，日本人的“日本魂”實際上就是“國家魂”，它是日本民族發展壯大的前提，亦是日本的“民族魂”。如果日本成為偉大的國家，那麼日本的“國家魂”、“民族魂”便可進而成為“世界魂”、“人類魂”。 海 老 名 禪發 表 此 篇 文 章 之 際 ，日俄戰爭剛剛結束，俄軍在旅順向日本投降，海老名禪正將這場目的並不光彩的戰爭稱為“國家自衛戰”，並為它的勝利大受鼓舞，認為戰爭就是促成“大日本魂”上升至“世界魂”、“人類魂”的必要手段。他自信，有“日本魂”的指引，日本必能成為“神子帝國”。 主 張 博 愛 的基督教在牧師海老名禪的幾番解說下，竟成為對外戰爭的理由。
此文一發表，就立即受到了社會主義者的批評，這讓吉野作造憤憤不平，他特地為自己格外敬重的海老名禪正撰文辯解，先後寫作了《何謂“國家魂”》、《答木下尚江君》等文，和以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者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吉野作造反複強調愛國心的重要性，認為人無論是在物質生活上，還是在精神生活中都無法離開社會國家而獨立存在，人類從來不是孤立的，人作為社會國家中的一分子，必然要受到“國家”這一團體意誌的約束，這種團體意誌就是“國家魂”。因 此 ，日本必須弘揚“國家魂”， 了解“國家魂”的意義，闡明並宣揚大和魂。明治時期的民族主義思想讓吉野作造表現出激進的一麵，實際上大正時期的許多思想家的理論都浸染著濃厚的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色彩。
吉野作造認為，隻要讓民眾的個人意誌和國家精神融為一體，新時代的日本“國家魂”便可塑造起來，為此他奮筆疾書，大力宣揚愛國之心。在《答木下尚江君》中，吉野又闡述了宣揚、發展“國家魂”的另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戰爭，他和海老名禪正的觀點類似，認為若要將日本的“國家魂”推廣至全世界，沒有比戰爭更好的手段了，從這個角度看，日俄戰爭當然堪稱“義戰”。對內建立立憲製度，對外實行帝國主義是吉野作造的基本政治主張，二者相輔相成。立憲製能實現大多數國民的利益，而國家利益是全體國民利益的基礎，推行戰爭有助於宣揚壯大日本的“國家魂”，“國家魂”強大了，國 家 便 也 跟 著 強 大 ，對 任 何 一個國民來說，隻有國家強大了他們的利益才有所保障，國強才能民富，國強才能民安。
1909年吉野作造成為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為了讓自己的思想“更上一層樓”，他特地遠赴歐美研究西方強國的政治狀況。在外留學的他，很快發現“民眾運動”的滾滾潮流不可扼製。他參考歐美國家的政治製度，認為“兩黨製”和“普選製”是“民眾運動”的關鍵。他將歐美發達的憲政製度介紹給日本人，並在《歐美憲政的發達及現狀》中明確了“民本主義”的概念，這一概念涵蓋了他大部分政治理念。在西方留學期間，吉野還曾到歐洲工人遊行的現場進行觀察，並 深 入 他們的大罷工活動體會“民眾運動”的澎湃，並隱約覺得“民眾運動”之風早晚有一天會影響到遙遠的日本。他驚歎“民眾運動”的力量，也期待著日本“民眾運動”的興起。而當他於 1913年回到日本之時，日本不僅正轟轟烈烈地開展著護憲運動，還有蓬勃而起的工人運動，日本“民眾運動”的興盛讓他驚喜，他為日本民眾爆發出來的巨大力量震撼，也更堅定了在日本實行憲政的信心。
這一時期的吉野作造，開始自覺地將引導民眾運動力量合理發揮作為自己工作的重點，在對國內外大環境作了一番審慎地研究後，他寫就了《論民眾的示威運動》一文。這篇文章於1914年春天發表在《中央公論》上，文章的字裏行間都流露出對民眾力量的信心。吉野作造認為，即便很多人都對民眾示威運動憂心忡忡，但在推動憲政一事上，這一運動無疑值得人欣喜，它至少說明民眾已然覺醒，懂得要求權利，並為自己的利益勇敢鬥爭。民眾在未來能否有效地對政府進行監督，其自我意識的覺醒便是前提，在這一關鍵時刻，日本政府必須調整好政策，正確對待民眾運動。吉野作造建議政府應立即完善憲政，如 果 憲 政 運 作 得 足 夠 完 善 ，民 眾 運 動 便 不 會 這般 聲 勢 浩 大 ，政府要改善選舉製度，擴大選舉權，在分配選區上盡可能公平公正。為確保政府內部的民主，應該實行兩黨製。與此同時，政府必須為民眾的利益製定政策，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國民富裕了，無需為生計發愁，他們自然不會“輕舉妄動”，即使 政治野心家們再怎樣煽動，他們也不會輕易和政府作對，畢竟絕少有人會不滿富足安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