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國埋怨日本沒能接受自己的要求，但是並沒有放棄對日本的爭取。在海灣戰爭爆發的當天，美國駐日本大使阿馬科斯特通知當時任自民黨幹事的小澤一郎，要求日本全麵支援戰爭。他 認 為，日本雖然有獨特的曆史和禁止在海外采取軍事行動的憲法，但是日本領導人也應該適當考慮一下日本在海灣戰爭中應該履行的非戰鬥方麵的其他職責，這樣才能表現出日本是國際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在 美 國看來，冷戰結束後，日本應該走出戰爭的陰影，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加強與美國的合作。
在美國的強烈要求下，日本政府開始回應美國的提議。1990年1月24日，當時的大藏大臣橋本龍太郎在出席西方七國財長會議時，將原定4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增加到了90億美元，可以支撐美國100天作戰所需費用的20%，基本滿足了美國的要求。接著，日本政府在“海灣緊急事務對策本部”會議上做出了對美國進行人力支持的決定，並決定派航空自衛隊去海灣運送難民。日本政府防衛廳對此作了積極的準備工作，提出了具體設想：派5架航空自衛隊C—130H型戰鬥運輸機、45名機組人員、200名地麵及後勤支援人員，以埃及的開羅為據點，從約旦河將難民運往開羅和敘利亞，航空自衛隊對飛機進行檢修，原地待命。日本政府強調這種做法隻是救助難民的人道主義措施，並沒有軍事意義。日本就這樣看似被迫地接受了美國“出錢又流血”的建議，戰後首次向海外衝突地區派遣了自衛隊。
海灣戰爭不僅是日本重新參與國際事務的契機，也是日本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的好機會。美國這個實力雄厚的靠山不但可以保證日本的安全，對日本實現政治大國夢想也有很大幫助。因此，日本的新生保守勢力十分注重與美國的盟國關係。保守派政治人物小澤一郎把發展與美國的親密關係作為日本的外交信念，如 果 美 國 得 不 到 國 際 社 會 的 支持，走上孤立之路，日本也難逃此運。但日本在海灣戰爭中的“支票外交”並沒有得到美國的讚賞，反而讓美國覺得日本對戰爭的態度十分消極。雖然隨後日本政府支援了美國80幾架包機，減少了些許美國的不滿，但是美國還是覺得如果日本能夠出兵支援就更加完美了，國際社會因此對日本也會有更高的評價。小澤一郎還認為，戰後在日美安保體係的保護下，日本經濟出現了複蘇和繁榮，獲得政治的繁榮同樣也需要美國的支持，日美關係必須繼續深化。在 深 化日美安保體係的同時，也要實現日本自衛隊性質的戰略轉換。小澤一郎的這些想法恰恰說明日本保守勢力突破和平憲法，實現向海外派兵的迫切心情。冷戰後世界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美國為了實現“一家獨霸”的野心，加強與同盟國之間的合作，來解決美國的全球戰略戰線過長、後方太遠、兵力分散的問題。美國不得不調整其全球戰略，收縮戰線，美國需要日本在亞洲的密切合作。美國製衡亞太地區的合作夥伴也非日本莫屬，日本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加強日美同盟關係是雙方都有利的事情，日本為美國提供資金支持，美國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和政治支持。美國之所以能對伊拉克實行大規模的武力行動，離不開同盟國、友好國家的支持，他們負擔了必要的輔助軍事技能，才能使美國無後顧之憂地開展武裝行動。美國必須爭取同盟國的支持來實現其對外戰略，主張密切日美關係的日本保守黨就成為美國拉攏的對象，保守黨的強大也成為必然。
冷戰後，美國在日本大力扶助保守勢力，使其滿足加強合作的需要。蘇聯解體後，日本國內的革新政黨實力被削弱，從客觀上加強了日本的總體保守化傾向。二戰結束初期，美國以盟軍的名義單獨占領了日本全境，並對其實行單獨的軍事占領和控製的政策。美國按照戰時同盟國的約定，為了徹底摧毀日本軍國主義根源，消除軍國主義影響，對日本實行了嚴厲的管製措施，並進行了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但是，之後前蘇聯實力劇增，兩極格局形成，冷戰開始。中國革命的勝利使美國將中國作為穩定亞洲中心的企圖化為泡影，打亂了美國的亞洲戰略。朝鮮、越南相繼獨立，亞洲民族獨立運動高漲。1948年，美國陸軍部長羅亞爾發表演說提倡培育一個強而有力的日本政府，使日本在對付今後亞洲可能發生的新的集權主義的威脅中，能起到有力的、穩定的防波堤的作用。
美國改變了初期的對日占領政策，由削弱變為扶植，並 且 還 將 日本納入了西方帝國主義陣營。為了使日本能夠成為對抗蘇聯的強大力量，美國開始幫助日本恢複經濟，以緩和戰後日本經濟的混亂局麵。在政治上也中止了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在 軍 事 上 幫 助 日本重建武裝力量。
日本在戰敗後，被美國單獨占領，在政治上失去了自主權，經濟上也因戰爭的破壞而千瘡百孔，恢複日本經濟，使日本以最快的速度強大起來成為日本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保守勢力的代表吉田茂首相主張采取重經濟建設、輕軍備力量的政策恢複日本經濟。為了爭取美國支持，日本處處順應美國，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這是一個毫無雙邊性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實際上處於美國的半占領之下。但是日本卻得到了美國的經濟支持，在美國的安全保護下，日本的經濟飛速發展，保守勢力也逐漸強大。日美安保體製的確立成為日本經濟振興、重 返 國 際 舞台的起點。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朝野對安保條約的不滿情緒也逐漸增強。美國出於遠東戰略的需要，為了更好地利用日本，修改了安保條約。條約的修改擴大了日美兩國的合作範圍，加強了日美軍事同盟，明確了兩國在政治、經濟以及安全保障方麵的關係，提高了日本與美國的對等性。
進入20世紀80年代，前蘇聯實力大增，裏根政權的“重振國威”政策使美蘇兩國關係日趨緊張。時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為了配合美國亞洲政策的轉變，提出了建立“國際貢獻國家”的建議，並開始著手修複鈴木內閣時期處於最低潮的日美關係。1983年1月，中曾根訪美 ，強調日美是 命運共同 體，具有重要的同盟國關係，表示日本要在經濟、政治、外交等多方麵和美國進行更大的合作，並稱日本列島是永遠不沉的航空母艦，日美牢固合作是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的基石，日美關係由此得到實質性發展。1990年，美國公開表示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 把 日本作為西方帝國主義的一員，鼓勵其參與北約的行動。
前蘇聯解體後，西方同盟內部出現意見分歧，凝聚力下降，加之世界力量的對比變化，各個盟國更加注重自己國家的利益。美國改變了戰後以來針對前蘇聯製定的軍事優先戰略，不再把戰略核武器對準俄羅斯。海灣危機爆發後，美國開始意識到地區性衝突是威脅其全球戰略的潛在力量，必須將軍事戰略重點轉移到地區性衝突上來。美國將日本視為製衡亞洲勢力的首選，開始重視和加強日美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冷戰以後，美國政府就已經開始醞釀對日政策，打算把日本從《波茨坦宣言》的約束中解脫出來，結束盟國占領，以和平獨立的成員身份回歸國際社會，為其所謂的亞洲以及太平洋的安全、穩定與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1991年6月18日美國國務卿貝克在柏林阿斯彭學會上指出，在東歐劇變後，美國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完整而自由的歐洲”， 然後將北美、西歐這個泛大西洋共同體延伸到中、東歐和前蘇聯，建立一個從加拿大的溫哥華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歐洲—大西洋共同體，然後這個自由的聯邦必須向日本和亞洲、拉丁美洲、非洲伸出援助之手。在太平洋地區建立“穩定、繁榮的太平洋共同體”結構，並通過三根支柱來穩固這一結構：經濟一體化、促進民主化、區域性的防務結構。他還將美國介入太平洋地區比喻為一把打開的扇子，基軸在美國，向西輻射，骨幹線是美日同盟，骨架分別由美國與韓國、東盟國家和澳大利亞的聯盟構成。而亞太經濟合作，是將骨幹線和骨架有機地連接起來的纖維組織。與美國以往亞太戰略不同的是，“ 扇 形 結 構 理 論 ”的關鍵是強調從經濟上介入以領導亞太地區。1991年11月，美國國防部長切尼提出了指導美國亞洲安全政策的六項原則：鞏固美國對亞太地區事務的參與；保持一個強有力的雙邊同盟；維持適度但有力的前沿軍事部署；保持充足的海外基地；亞洲盟國應為其自身的防務承擔更大的責任；開展互補性的防務合作。這一戰略的核心內容就是日本以及美日關係。針對上述思路，布什政府決定對日本采取“協調利用論”戰略，在冷戰後先拉攏日本，利用日本幫助美國建立國際新秩序，並要求日本在貿易方麵做出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