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之後，吉布林騎著他的腳踏車出去玩，他的舅爺突然駕著一輛馬車從路的那邊過來，逼得吉布林跌下了腳踏車。而吉布林這個曾寫過“眾人皆醉，你應獨醒”的人此時也昏了頭，告到官府，將巴裏斯特關押起來。接下來他倆打了一場很熱鬧的官司，一些大城市裏的記者們都擠到這個小鎮上來，這件新聞傳遍了全世界。事情無法解決，這次爭吵最後使得吉布林和他的妻子永遠離開了他們在美國的家，而這一切憂慮和爭吵，隻不過為了一件細小的小事——一車子幹草。
皮瑞克裏斯在2400年前說過：“來吧，諸位！我們在小事情上浪費太多時間了。”一點也不錯，我們的確如此。
下麵是哈瑞·愛默生·傅斯狄克博士講的最有意思的一個故事——是關於森林裏的一個巨人在戰爭中如何得勝、又如何失敗的。
“在科羅拉多州長山的山坡上，躺著一棵大樹的枯枝殘軀。自然學家告訴我們，它曾經有400多年的曆史。它最初發芽的時候，哥倫布才剛剛登陸美洲；第一批移民來到美國的時候，它才長了一半大。在它漫長的生命曆程裏，曾經被閃電擊中過14次，400年來，無數的狂風暴雨侵襲過它，它都能戰勝。但是在最後，來了一小隊甲蟲，使它躺倒在地上——那些甲蟲從根部往樹裏麵咬，漸漸傷了樹的元氣，而它們就隻靠細小而持續不斷的攻擊。這樣一個森林巨人，歲月不曾使它枯萎，閃電不曾將它擊倒，連狂風暴雨都不能傷著它，卻因為一小隊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捏死的小甲蟲而倒了下來。”
我們豈不都像森林中的那棵身經百戰的大樹嗎？我們也經曆過生命中無數次狂風暴雨和閃電的打擊，但都挺過來了。可是我們卻會被心中憂慮的小甲蟲咬噬——那些用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捏死的小甲蟲會損害我們。
幾年以前，我去了一趟懷俄明州的提頓國家公園。和我一起去那兒的是懷俄明州公路局局長查爾斯·謝費德，還有他的一些朋友。我們本來想一同去參觀洛克菲勒在那個公園裏建的一棟房子的，可是我坐的那輛車轉錯了—個彎，迷了路。等我到達那座房子的時候，比其他車子晚了一個小時。謝費德先生早就到了，但他沒有打開那扇大門的鑰匙，所以他在那個天氣又熱、蚊子又多的森林裏等了一個小時，等我們到達。那裏的蚊子多得會讓聖人發瘋，可是它們不能戰勝查爾斯·謝費德。在等我們的時候，他折下一小段白楊樹枝，做了一根小笛子。當我們到達的時候，他是不是正忙著驅趕蚊子呢？沒有，他正在吹笛子，紀念一個知道如何不理會那些小事的人。
因此一定要在憂慮毀了你之前，先改掉憂慮的習慣。下麵是規則的第二條：
“不要讓自己因為一些應該拋棄和忘記的小事而憂慮，要記住：生命如此短暫，不要再為小事而煩惱。”
3.不要擔心愚蠢的憂慮
我從小生活在密蘇裏州的一個農場上。有一天，我幫母親摘櫻桃，突然哭了起來。母親問我：“加利，你為什麼哭啊？”我哽咽地回答道：“我怕被活埋。”
那時候我心裏總是充滿了憂慮：暴風雨來的時候，我擔心被雷電擊死，日子困難的時候，我擔心東西不夠吃：另外，我還怕死了之後會下地獄：我怕一個名叫詹姆·懷特的大男孩會割下我的兩隻大耳朵——就像他威脅我的那樣。我還憂慮，是因為怕女孩子在我向她們脫帽鞠躬的時候取笑我，我憂慮，是因為擔心將來沒一個女孩子願意嫁給我，我還為我們結婚之後，我對我太太第一句話該說什麼而操心。我想象我們將會在一間鄉下教堂結婚，會坐一輛上麵垂著流蘇的馬車回農莊……可是在回農莊的路上，我該如何一直不停地跟她談話呢？這該怎麼辦？怎麼辦呢？我在耕地的時候，也會常常花幾個小時想這些“驚天動地”的大問題。
日子一年年過去，我漸漸發現我所擔心的那些事，99％根本就不會發生。例如我剛才所說過的，我以前很怕雷電。可是現在我知道，不論是哪一年，我被雷電擊中的概率，大概隻有三十五萬分之一。
我害怕被活埋的憂慮，更是荒謬至極。我沒有想到，即使是在發明木乃伊以前的年代，每1000萬個人裏也可能隻有一個人被活埋，可是我以前卻因為害怕這件事而哭過。
每8個人就有一個人可能死於癌症，如果我一定要發愁的話，我就應該為得癌症這種事情發愁，而不應該擔心被雷電擊死，或者被活埋。
事實上，我剛才所說的都是我童年和少年時代憂慮的事。可是許多成年人的憂慮，也幾乎同樣的荒謬可笑。要是我們能夠停止憂慮，我們就可以根據事情發生的平均率來評估我們的憂慮究竟值不值，這樣，我想你和我應該可以去除99％的憂慮。
全世界最有名的倫敦羅艾得保險公司，就靠人們對一些根本很難發生的事情的擔憂，而賺了數不清的財富。羅艾得保險公司可以說是在跟一般人打賭，說他們所擔心的災禍幾乎永遠不會發生。不過，他們不稱此為賭博，他們稱其為“保險”，實際上這是在以平均率為根據作賭博。這家大保險公司已經有200年的良好曆史紀錄了，除非人的本性會改變，它至少還可以繼續維持5000年。而它隻不過是替你保鞋子的險，保船的險，利用平均率向你保證那些災禍並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麼常見和可怕。
如果我們檢查某些事情發生的平均率，就會因我們所發現的事實而驚訝。例如，如果我知道在5年之內，我必須參加一次像蓋茨堡戰役那樣慘烈的戰役的話，我一定會嚇壞了。我—定會想盡辦法增加我的人壽保險，我會寫下遺囑，把我所有的財產變賣一空。我會說：“我大概不能挺過這場戰爭，所以我最好痛痛快快地過這剩下的幾年。”但事實上，根據平均率，50～55歲之間的每一千個人裏死去的人數，和蓋茨堡戰役每一千人裏陣亡的人數相同。
有一年夏天，我在加拿大落基山區利貢湖的岸邊遇到了何伯特·薩林吉夫婦。薩林吉太太是一個很平靜而且很沉著的女人，她給我的印象是她從來沒有憂慮過。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熊熊的爐火前，我問她是不是曾經因為憂慮而煩惱過。“煩惱？”她說，“我以前的生活幾乎被憂慮毀了。在我學會征服憂慮之前，我在自找的苦難中生活了11年。那時候我脾氣很壞，又很急躁，生活在十分緊張的情緒之下。我每個星期都要從家裏搭公共汽車去舊金山買東西，可是即使買東西的時候，我也會擔心得要命：也許我又把電熨鬥放在燙衣板上了，也許房子燒起來了；也許我的女用人跑了，丟下孩子不管；也許孩子們騎腳踏車出去，被汽車撞死了。我買東西的時候，常常會因為發愁而冷汗直冒，會衝出店去，搭公共汽車回家，看看一切是不是都很好。所以我的第一次婚姻沒有好結果。
“我的第二個丈夫是一個律師。他是一個很平靜、對什麼事都能仔細分析的人，但從來不為任何事情憂慮。每次我神情緊張或焦慮的時候，他就會對我說：‘不要慌，讓我們好好想想……你真正擔心的到底是什麼呢？讓我們來看看平均率，這種事情究竟會不會發生。’
“舉個例子，我還記得有一次，當時我們在新墨西哥州。我們從阿市庫基開車去卡世白洞窟，走在一條土路上，在半路上正好下了一場很可怕的暴風雨。
“路麵很滑，汽車沒辦法控製。我想我們一定會滑到路邊的水溝裏，可是我的丈夫一直不停地對我說：‘我現在開得很慢，不會出事的。即使車子滑到溝裏，根據平均率，我們也不會受傷。’他的鎮定和信心使我總算平靜下來。
“有一年夏天，我們去加拿大的落基山區托昆穀露營。一天晚上，我們的營帳紮在海拔很高的地方，突然下起了暴風雨，我們的帳篷似乎要被撕成碎片。帳篷是用繩子綁在一個木製的平台上的，外麵的帳篷在風裏搖晃著，發出尖厲的聲音。我每一分鍾都在想：我們的帳篷要被吹垮了，要被吹到天上去了。我當時真的嚇壞了，可是我丈夫不停地說：‘親愛的，我們有好幾個印第安向導，這些人對這些了如指掌。他們在這些山地裏紮營，都有60年了，這個營帳在這裏也過了很多年，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被吹掉。根據平均率來看，今天晚上也不會被吹掉。而且即使被吹掉的話，我們還可以到另外一個營帳裏去，所以不必緊張。’……我放鬆心情，結果後半夜睡得非常舒服。
“幾年以前，小兒麻痹在加利福尼亞州我們所住的那一帶肆虐。要是在以前，我一定會不知所措，可是我丈夫讓我保持鎮定，我們盡可能地采取了各種預防方法，不讓孩子們出入公共場所，暫時不去上學，也不去看電影。在與衛生署聯係過之後，我們得知，到目前為止，即使是加州所發生過的最嚴重的一次小兒麻痹症流行期，整個加利福尼亞州也隻有1835名兒童染上了這種病。而平常隻在200~300人。雖然這些數字聽起來還是讓人感到恐怖，可是到底讓我們感覺到，根據平均率來看，某一個孩子感染的可能性實在是很少。
“‘根據平均率，這種事情不會發生’，這一句話就消除了我90％的憂慮，使我過去20年的生活都過得美好而平靜。”
當我回顧自己過去的幾十年時，我發現我的大部分憂慮也都是自找的。詹姆·格蘭特告訴我，他的經驗也是如此。他是紐約富蘭克林市格蘭特批發公司的老板。他每次都要從佛羅裏達州買10～15車的橘子等水果。他告訴我，他以前常常會想許多滑稽的問題，例如火車如果失控怎麼辦？如果水果滾得滿地都是怎麼辦？如果車子正好經過一座橋，而橋突然垮了怎麼辦？當然，這些水果都是投了保險的，可他還是擔心萬一他沒有按時把水果送到，就可能失去市場。他甚至擔心自己憂慮過度而得了胃潰瘍，因此去找醫生為他做檢查。醫生告訴他說，他沒有別的毛病，隻是太緊張了。
“這時候我才明白，”他說，“我開始問自己一些問題。我對自己說：‘注意，詹姆·格蘭特，這麼多年你買了多少車水果？’答案是‘大概有25000多車。’然後我問自己：‘這麼多車裏有多少出過車禍？’答案是‘大概有5次吧。’然後我對我自己說：‘一共25000次，隻有5次出事，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平均率是五千分之一。換句話說，根據平均率，以你過去的經驗為基礎，出事的可能性隻有5000∶1，那你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然後我對自己說：‘嗯，說不定橋會塌下來。’然後我問我自己：‘在過去，你究竟有多少車是因為橋塌陷而損失了呢？’答案是‘一次也沒有。’然後我對自己說：‘那你為了一座根本沒有塌過的橋，為了五千分之一的火車失控而發愁得胃潰瘍，不是太傻了嗎？’
“當我這樣來看這件事的時候，”詹姆·格蘭特告訴我，“我覺得以前自己實在太傻了。於是我當時就作出決定，以後讓平均率來替我分憂——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為我的‘胃潰瘍’煩惱過。”
當埃爾·史密斯擔任紐約州長的時候，我常聽到他對攻擊他的政敵說：“讓我們看看記錄……讓我們看看記錄。”然後他就會說出許多事實。如果下一次你再為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而憂慮，就讓我們學一學這位聰明的埃爾·史密斯先生，讓我們查一查以前的記錄，看看我們的憂慮到底有沒有道理。這也正是當年佛萊德雷·馬克斯塔特擔心自己躺在墳裏的時候所做的事情。下麵就是他在紐約成人教育班上所講的故事：
“1994年6月初，我躺在奧瑪哈海灘附近一個散兵坑裏。我當時正在999信號連服役，部隊剛剛抵達諾曼底。我看了一眼地上那個長方形的散兵坑，然後對自己說：‘這看起來像一座墳墓。’當我躺下來，準備睡在裏麵的時候，覺得那更像一座墳墓了，我忍不住對自己說：‘也許這就是我的墳墓。’在晚上11點鍾的時候，德軍轟炸機開始飛過來，炸彈紛紛往下投，我嚇得全身都僵住了。前三天，我簡直沒法入睡。到了第四天或第五天晚上，我幾乎精神崩潰。我知道如果我不立即想辦法的話，我會瘋掉。所以我提醒自己說：已經過了5個晚上了，而我還活得好好的，我們這一組的人也都活得很好，隻有兩個受了點兒輕傷。而他們也並不是被德軍的炸彈炸傷的，而是被我們自己的高射炮碎片打中的。我決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來停止我的憂慮。於是我在散兵坑裏做了一個厚厚的木頭屋頂，保護我自己不被碎彈片擊中。我計算了一下位置和距離，告訴自己：‘隻有炸彈直接命中，我才有可能被打死在這個又深又窄的散兵坑內。’於是，我又算出了直接命中的比率，大概還不到萬分之一。這樣，我平靜下來，後來即使敵機來襲的時候，我也睡得非常安穩。”
美國海軍也常常利用平均率統計出來的數字，來振奮士兵的士氣。一位以前曾當過海軍的人告訴我，當他和他船上的夥伴被派到一艘油船上的時候，他們都嚇壞了。這艘油輪運的都是高單位汽油，因此他們都認為如果這艘油輪被魚雷擊中的話，每個人都會上西天。
可是美國海軍有他們的辦法。海軍部隊給他們發了一些統計數字，指出被魚雷擊中的100艘油輪裏，有60艘並沒有沉到海裏去，而真正沉到海裏的40艘裏，隻有5艘是在5分鍾之內沉沒的。那也是說，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跳下船逃生，死在船上的可能性非常小。
這樣對士氣有沒有幫助呢？“知道了這些平均數字之後，就使我的憂慮全都一掃而光。”住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的克萊德·馬斯說，“船上的人都感覺好多了，我們知道我們有的是機會，根據平均數字來看，我們不會死在這裏。”
因此，要在憂慮摧毀你以前，先改掉憂慮的習慣，下麵是規則的第三條：
“讓我們看看以前的記錄，讓我們根據平均率問問自己，現在擔心會發生的事情，可能發生的機會是多少？”
4.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實
在我小時候，有一天我和幾個朋友一起在密蘇裏州一棟荒廢的老木屋的閣樓上玩耍。從閣樓爬下來的時候，我先在窗欄上站住，然後跳下去。我左手的食指當時帶著一個戒指。就在我跳下去的時候，那個戒指鉤住了一顆鐵釘，把我整根手指拉斷了。
我立即尖叫著，嚇得不知所措，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可是我的手好了之後，我再也沒有為這件事煩惱過。煩惱又有什麼用呢？我接受了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我現在根本不會想到我的左手隻有三個手指頭和一個大拇指。
幾年前，我碰到了一個人，他在紐約市中心一家辦公大樓中開運貨電梯。我注意到他的左手被齊腕割斷了。我問他缺了那隻手是否覺得難過，他說：“噢，不會，我根本就不會想到它。隻有在穿針的時候，我才會想起這件事情。”
如果有必要，我們差不多可以接受任何一種情況，使自己適應它，然後完全忘了它。
我經常想到一行字，這行字刻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紀老教堂廢墟上：“事實就是這樣，而不是別樣。”
在漫長的歲月裏，你和我一定會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們既是這樣，就不可能是別樣。當然，我們也可以有所選擇：我們可以把它們當做不可避免的情況而加以接受，並且適應它；或者我們可以用憂慮來摧毀我們的生活，甚至最後弄得精神崩潰。
下麵是我最喜歡的哲學家威廉·詹姆斯的忠告：“要樂於承認事實就是這樣的狀況。”他說，“能夠接受已經發生的事實，就是能克服隨之而來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家住在俄勒岡州波特南的伊麗莎白·康黎，卻經過很多困難才學到這一道理。下麵是她最近寫給我的一封信：
“在美國慶祝我們陸軍在北非獲勝的那一天，”她在信上說，“我接到一封國防部送來的電報，我的侄兒——我最愛的人——在戰場上失蹤了。沒過多久，又一封電報說他已經死了。
“我悲傷至極。在那件事發生之前，我一直覺得命運對我很好，我有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並辛苦地把這個侄兒撫養成人。在我看來，他代表了年輕人一切美好的東西。我覺得自己以前的所有努力，現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報……然後，卻給我發來了這封電報，我的整個世界都被無情地粉碎了，覺得再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了。我開始忽視我的工作，忽視我的朋友。我開始拋棄一切，既冷淡又怨恨。為什麼我最親愛的侄兒會死去？為什麼這麼好的孩子，還沒有開始他真正的生活，卻要讓他死在戰場上？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我悲傷過度，決定放棄工作，遠離我的家鄉，把我自己埋在淚水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準備辭職的時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經忘了的信。這封信是我這個已經死了的侄兒給我寫的。幾年前，我母親去世的時候，他給我寫了這封信。他說：‘當然，我們都會想念她的，’信上說：‘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過去的——以你個人對人生的看法，你就能挺得過去。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教給我的那些美麗的真理：不論在哪裏，也不論我們離得有多遠，我永遠都會記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個男子漢，要勇於承受一切已經發生的事情。’
“我把那封信讀了一遍又一遍，覺得他好像就在我的身邊，正在對我說話。他好像對我說：‘為什麼不照你教給我的辦法去做呢？堅強些，挺下去，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把你個人的悲傷掩藏在微笑之下，繼續過下去。’
“於是，我再度回去工作，不再對人冷淡無禮。我一再告誡自己說：‘事情既已發生，我沒有能力改變它，但是我能夠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繼續活下去。’我將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給前方的士兵寫信——他們是別人的兒子；晚上，我又參加了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興趣，認識新的朋友。我幾乎不敢相信發生在我身上的各種新的變化。我不再為已經發生而且永遠過去的事情悲傷，現在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滿了快樂——就像我的侄兒要我做到的那樣。”
伊麗莎白·康黎學到了我們所有人遲早都要學到的道理，就是我們必須接受和適應那些必不可免的事情。這一課可不是很容易學會的。就連那些在位的皇帝們，也常常會提醒他們自己必須這樣做。例如，已故的喬治五世在白金漢宮的宮殿牆上掛有下麵這幾句話：“我不要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後悔。”叔本華則以下麵的話表達了同樣的想法，他是這樣說的：“順應勢事，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顯然，環境本身並不能使我們快樂或不快樂，隻有我們對周圍環境的反應才決定了我們的感受。
在必要的時候，我們都應該忍受得住災難和悲劇，甚至要戰勝它們。也許我們會認為自己辦不到，但事實上，我們內在的力量卻堅強得驚人，隻要我們願意利用，它就能幫助我們克服一切困難。
已故的布斯·塔金頓總是這樣說：“人生加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樣：那就是失明。那是我永遠也沒有辦法忍受的。”
然而，在他60多歲的時候，當他有一次低頭看地上的彩色地毯時，發現彩色全都是模糊的，他看不清楚地毯的花紋。他去找了一個眼科專家，證實了不幸的事實：他的視力在衰減，有一隻眼睛幾乎全瞎，另一隻也快瞎了。他最怕的事情終於發生在他身上。
對這種“所有災難中最可怕的災難”，塔金頓有什麼反應呢？他是不是覺得“完了，我這一輩子完了”呢？沒有，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還能非常開心，甚至還能善用他的幽默感。以前，眼球裏麵浮動的“黑斑”令他很難過，因為當它們在他眼前遊過時，會遮斷他的視線，然而現在，當那些最大的黑斑從他眼前晃過的時候，他卻會幽默地說：“嘿，又是老黑斑爺爺來了！今天天氣這麼好，不知道它要到哪裏去。”
當塔金頓終於完全失明之後，他說：“我發現我也能承受失明的痛苦，就像一個人能承受別的災難一樣。要是我的各種感官都完全喪失了，我認為我還能夠繼續生存在我的思想裏，因為我們隻有在思想之中才能夠看見，隻有在思想之中才能夠生活——不論我們自己是否清楚這一點。”
為了恢複視力，塔金頓在一年之內接受了12次手術，為他做手術的是當地的眼科醫生。他有沒有害怕呢？他知道這是必要的，他無法逃避，所以唯一能減輕痛苦的辦法，就是勇於接受它。他拒絕用醫院的私人病房，而是住進普通病房裏，和其他病人在一起。他試著讓其他病人開心，即使在他必須接受好幾次手術時——而且他當然很清楚在他眼睛裏做什麼手術——他也隻盡力去想他是多麼的幸運。“多麼好啊，”他說：“多麼妙啊，現在科學的發展竟然到了這種程度，能夠為眼睛這麼纖細的東西做手術。”
要是一般人忍受12次以上的手術和長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都會變成神經質了。可是塔金頓卻說：“我可不願意使自己不開心。”這件事教會他如何接受災難，使他了解到生命帶給他的沒有一樣是他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這件事也使他領悟了富爾頓所說的“失明並不令人難過，難過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這句話的道理。
相反，如果我們因此而退縮，或者是加以反抗，或者是為它難過，我們也不可能改變那些已經發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我知道，因為我就親身試過。
有一次，我拒絕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結果我失眠了好幾個晚上，痛苦不堪。我開始讓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願意想的事情，經過這樣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終於接受了這些不可能改變的事實。
我曾放了12年的牛，但是我從來沒有看到哪一條母牛因為草地缺水幹枯，或者天氣太冷，或者哪條公牛愛上了另一條母牛而惱火。動物都能平靜地麵對夜晚、暴風雨和饑餓，所以它們從來都不會精神崩潰或者是患上胃潰瘍，它們也從來不會發瘋。
那我是不是想向你們說，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時候，都應該低聲下氣呢？絕對不是的，那就成為宿命論了。我認為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隻要還有一點點挽救的機會，我們就要努力奮鬥。可是當普通常識告訴我們，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會再有任何轉機的時候，我們就要保持我們的理智，不要庸人自擾了。
哥倫比亞大學已故的霍基斯院長曾告訴我，他為自己寫了一首打油詩作他的座右銘：
天下疾病多，數都數不清，
有些可以救，有的難治愈。
如果有希望，就應把藥尋，
要是無法治，不如忘幹淨。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曾經訪問過美國許多有名的商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大多數人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如果他們不能這樣做的話，他們就會在巨大的壓力之下被壓垮。下麵就是幾個很好的例子：
潘尼創設了遍及全國的潘氏連鎖商店，他告訴我：“即使是我所有的錢都賠光了，我也不會憂慮，因為憂慮並不能讓我得到什麼。我會盡可能把工作做好，至於結果，就要看老天爺的了。”
亨利·福特也告訴過我類似的話：“碰到我無法處理的事情時，我就讓他們自己去解決。”
當我問克萊斯勒公司的總經理凱勒先生，他是如何避免憂慮的時候，他說：“如果我碰到了很棘手的問題，隻要我能想得出解決辦法的，我就去做。要是我不能解決的，我就幹脆把它忘了。我從來不替未來擔心，因為沒有人能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影響來來的因素太多了，也沒有人能知道這些影響都從何而來。所以，何必為它們白白擔心呢？”如果你認為凱勒是個哲學家，他一定會覺得非常不安的，他隻不過是一個很出色的商人。可是他的這一觀念，正好與19世紀以前羅馬偉大哲學家伊壁托塔士的理論相近。“快樂的源泉，”他說，“就是不要為我們的意誌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憂慮。”
莎拉·班哈特可以說是最懂得如何適應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了。50年來，她一直是四大州劇院獨一無二的“皇後”，是全世界觀眾最喜愛的女演員。可是後來，她在71歲那一年破產了，所有的錢都損失了，而她的醫生——巴黎的波基教授還告訴她必須把腿鋸掉。
事情是這樣的：她在橫渡大西洋的時候遇到暴風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傷，染上了靜脈炎和腿痙攣。那種劇烈的痛苦，使醫生覺得必須鋸掉她的腿。這位醫生害怕把這個消息告訴脾氣很壞的莎拉。因為他認為這個可怕的消息一定會使莎拉大為惱火。可是他錯了，莎拉隻是看了他許久，然後很平靜地說：“如果真的非這樣不可的話，也隻好這樣了。”這就是命運。
當她被推進手術室的時候，她的兒子站在一邊哭泣。她卻朝他揮了揮手，開心地說；“不要走開，我馬上就會回來的。”
在去手術室的路上，莎拉一直在背她演出過的一場戲中的一幕。有人問她這樣是不是為了給自己鼓氣，她卻說：“不是，我是想讓醫生和護士們高興，這樣他們的壓力就不會很大了。”
當手術完成，恢複健康之後，莎拉又繼續環遊世界，她的觀眾又為她著迷了7年。
“當我們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之後，”愛爾西·麥克密克在《讀者文摘》的一篇文章裏說，“我們就可以節省精力，創造更豐富的生活。”
任何人都不會有足夠的情感和精力來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實，同時又創造新的生活。你隻能在兩者之間選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發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風雨之下彎腰屈身，或者抗拒它們而被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