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和劉備原本沒有資格建國，他們得感謝曹操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教訓。曹操提供的正麵經驗是：士族並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麵教訓則是：士族的勢力極大，隻能利用，不能對抗。
因此，孫、劉都隻能另辟蹊徑。
順勢而為的是孫權。
孫權的路徑是“江東化”，即政權的“本土化”和“士族化”。這讓東吳在夾縫中得以生存，在危難中得以發展。可惜，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它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後者則是他害怕的。
於是，晚年的孫權逐漸變得內心分裂，作風剛愎，行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於淫威獨擅，用刑嚴酷。結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離心離德，冤獄屢興不止，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鬥不過中原士族，因此孫吳終於亡於西晉。
繞道而行的是劉備。
劉備的辦法是敬而遠之，盡量避免與士族階級發生正麵衝突。諸葛亮執政後更是依法治國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漢也成為三國中治理得最好的。
但，劉備和諸葛亮也有解不開的死結。
首先，他們不可能“本土化”。因為那樣一來，蜀漢就勢必成為一個保守狹隘的偏安之國，人人安於現狀不思進取，哪裏還能北進中原，實現興複漢室的理想？
何況作為外來政權的領導人，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實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須在政治上控製，在經濟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強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證蜀漢政權不被顛覆。
不能“本土化”，就沒有必要“士族化”。
實際上跟曹操一樣，劉備和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權”，隻不過劉備更傾向於寒族，諸葛亮更傾向於法家。但，不走袁紹路線，是一樣的。
號稱宗室的劉備其實出身貧寒，劉備集團的早期核心成員也都不是名門望族出身，關羽對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顧。劉備和諸葛亮則表麵上客氣，政治上警惕。一旦發現名士的言論和行為危害政權，他們都不會手軟。
所以，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廢來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動謀反，顛覆政權；廖立的罪名是誹謗先帝，詆毀群臣；來敏的罪名是亂群。張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來敏是荊楚名族，可見劉備、諸葛亮隻是打擊士族，與地域無關。
這就跟曹操沒有兩樣。
事實上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們要建設的也都是高效廉潔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會。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隻看出身，廉潔就不能容忍貪腐，清明就不能允許霸道。所有這些，都跟士族地主階級“壟斷仕途，控製輿論，成為豪強”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們怎麼會擁護？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強大，尚且不得不放棄努力；以蜀漢之弱小，又怎麼抗爭得了？
所以，蜀漢必定先亡。
現在可以得出結論：魏、蜀、吳在本質上都是“非士族政權”，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與士族階級都有矛盾。鬥爭的結果，是曹魏放棄，孫吳妥協，蜀漢堅持。正因為堅持，所以蜀漢先亡。正因為放棄，所以曹魏也亡。正因為妥協，所以孫吳尚能苟延殘喘，卻也不得不亡。因為隻有晉，才是完全徹底的士族地主階級政權。
這就是“三國紀”。
那麼，我們該怎樣看待這段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