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複丁福保居士書十七”中，印光對丁氏的佛學著述之批評幾乎已到了忍無可忍、必須痛斥的程度。他劈頭蓋臉地訓責道，“立言之道，千難萬難。縱學問淵博，欲有著作，或節錄成言。必須詳審斟酌，察其文勢，按其語脈。方可不致因詞害意，及以訛傳訛之弊。前見佛學指南，引指月錄，有略之文意不貫者，及老病死僧，作生老病死。意謂閣下未及詳察，偶爾筆誤耳。今試檢本錄，亦作此說，不禁歎息。大凡後世聰明人之著作，多有不審諦處。以才力有餘，遂不肯再三斟酌，率爾命筆。雖能利人，人以己為通人，隨之以訛傳訛，則其過亦非淺鮮。”接下來直接針對著述本身，印光有逐字逐句的“摘謬”與批評，最嚴厲的莫過於針對丁氏對《心經》的注解，他對丁氏所言《心經》曆代注釋者“尤多紕繆”一句頗為不滿，大加批駁。他說，“心經注解甚多，今所流通者，有五家作一本者。其他散見於各方或各書中。然經義無盡，隨人所見而為注釋。閣下以尤多紕繆判之，不禁令人心驚膽戰。若謂箋注易於領會，頗利初機則可。若謂古注紕繆，而加以尤多則不可。若果紕穋，祈將五家注中錯謬之處，一一指之，以釋光疑。否則祈將此句改之。庶不致令無知無識者藐視古德，起謗法謗僧之咎也。”至信件末尾處，印光的措辭幾成“絕交書”，他說，“閣下利人之心甚切。以急於成書，故立言多有不審。如諦師序注之駁清涼，彌陀經注之論六方，雖屬他人言句，何得以訛傳訛。光素不與士大夫結交，故於敘談不諳法式。或有衝犯，千祈勿怪。”
在此之前，印光對丁氏的其他指責與勸誡也頗多，可謂從苦口婆心到忍無可忍，再由棒喝痛斥到揮袖而去之曆程。印光對丁氏在佛學理論上的理解偏差、佛學著述上的大錯特錯、佛教認識上的貪多泥古，以及丁氏推行靜坐養生之舉的佛學道家學說混雜不清，甚至於丁氏佛學叢書的定價過高，用鉛字排印的效果欠佳等各個方麵予以了或嚴厲或委婉的批評，明確表示出不滿意與不認可。
從現存的印光給丁氏的十九封信件中可以看到，丁氏這一次祈求心藥而皈依佛教、傾心於佛學著述之舉事實上成了一廂情願的自求心安而已。自1920年以來，《佛學叢書》十餘種陸續出版問世之後，丁氏的佛學熱情逐漸消退。雖然在佛學界尤其是居士群體中，丁福保之名與《佛教大辭典》等諸多佛學入門讀物還是一樣深入人心（弘一法師曾稱讚丁氏讀物頗利於初入佛學門徑者），但於丁氏本人而言，這一趟尋覓人世大藥之舉，隻能算是得失參半，問心無愧而已。
1924-1927年：疇隱終歸文字禪
人的一生，往往是劃一個大圈之後，又往回走到起點。丁福保在經曆棄文從醫的人生大轉折之後，又洋為中用地經曆了諸多人生事業變革之舉。自1914年虔心學佛以來，中藥、西藥之後的人生大藥——“心藥”仍然沒能找到，他重回書齋，撿拾起當年的儒學根底，希望能完成多年的夙願，一本承續國學根基的大著《說文解字詁林》。
丁福保早年自號“疇隱”，頗具意味的是在陶淵明四十八歲時所作的《還舊居》詩中首句即有一個“疇”字。詩雲，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在這裏“疇”是一個發語助詞，沒有任何含義。而丁氏自1914年開始學佛至1920年出版《佛學叢書》結束，從虔心學佛到回歸古文字學，其間正好也是六年時間。丁氏此刻與陶淵明結束六年田園生活重回故居的境遇，或許也就如同一個無義的“疇”字一樣，莫名地進入一個人生的回歸曆程之中。
或許正是諸如印光等宗教界、知識界主流對丁氏的批評，讓丁氏更一意發奮，要畢三十年之功撰成《說文解字詁林》一書。從印光看到丁氏箋注《心經》時的“心驚膽戰”，到業界、坊間流傳的丁氏印書泛濫、牟利頗厚之說，對丁氏而言，都有意無意會產生一種以學術成果證明自己的衝動與決心。這是人之常情，也是丁氏此刻可以實現的一種抱負。
誠如丁氏在佛學叢書自序中所言，“未能自度，先欲度人，以盲引盲，人已兩失，甘露不善用，而翻成毒藥，是餘之所大懼也，然必待自度而後度人，恐度人終無其時，此餘所以毅然決然而箋注佛經者，職是故也。”原本就是救渡人心良藥的佛學，丁氏因個人生活境遇而求索，繼而欲宣揚廣播以利己利人。本意真誠，無可斥責，丁氏自序中的一番話，讀來卻頗有自我解嘲之意味，未能被佛學界主流所認可的一番求索之旅，讓他回歸儒學，尋求精神上的終極撫慰。
時年五十歲的丁福保，自1909年到上海生活（時年三十五歲），以行醫及出版為業，已經恍恍十五年過去了。每日於應診之外，他業餘的主要興趣就是居家讀書，研學不輟。他日常雞鳴即起，日間應診，晚間繼續於燈下研讀，十五年如一日。他無暇參加太多的交際應酬，雖然以他當時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是完全應該出入於各類社交場合的。即使在1920年《佛學叢書》刊行之後，也沒有過多參與上海當地的佛教團體活動，丁福保的時間一大半都牽絆在他多年搜聚的各類藏書之中。
1924年，丁福保檢點藏書，已達“十萬又三千”卷書，其中珍本、孤本頗多，其中大部分與他早年接受的古文字學理論有關，他開始興建一所名為“詁林精舍”的書房，以便能夠更好的靜心研究。他白天忙於應診，晚間忙於著書，就沒有餘暇去參加各種活動了。他將位於上海大通路瑞德裏的舊居重新翻修，梁啟超著《陶淵明》，1923年商務印書館初版。
另築一小樓，三間二層，名曰“詁林精舍”。精舍樓下為中廳，東為客室，西為食堂。樓上則圖書滿架，古今典籍鹹備，生活起居皆在此精舍之中。從此，他常居樓中，通宵達旦地整理著述，出外應診的次數也逐漸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