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以上三個宗派的種種自覺與不自覺的拒斥中，法相宗死灰複燃，大有星火燎原之勢。已經飽受歐風美雨洗禮的新派知識分子，和奉迎德先生、賽先生的摩登青年們一道，重新發現了“唐僧”開創的法相宗知識寶庫。他們當然是不會帶著佛教宗派觀念，去審慎選擇和反複修證這些新的知識體係，隻是認可著一種無法拒絕的唐帝國宗教哲學的召喚，這種召喚中還攙雜著複雜的民族情感、複古傾向、中西哲學比較、宗教美學研究等諸多因素。
換句話說，研讀法相宗經典的動機與目的，都與實際上的佛教徒研習佛經有本質上的區別。在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們研修法相宗經典的方法論是傾向於以西方邏輯學、哲學、心理學來重新詮解；在研修法相宗經典的認識論層麵是有一個西方科學體係的前提為參照物的，這與以民國為限、清代之前的傳統文人解讀佛經亦有本質上的區別。或許，這也正是為什麼自唐代之後“法相宗”湮沒無聞於中國佛教宗派之中，而突然於民國複興於知識界，且大有高蹈各宗派之上的趨勢的真正原因所在。
蔣維喬，自然是民國法相宗複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當然，在他於1924年登上東南大學講台，以一名政府官員形象大講“法相宗”哲學之際，仍然是知識分子好奇趣、追高遠的秉性使然。這一事件本身，與純粹宗教意義上的弘法說教沒有牽連；更與當時流行的某某居士自創教派、開宗立說現象毫無關聯，雖然蔣氏本人的確曾於1918年皈依佛教，以諦閑法師為師，曾有法名“顯覺”。但蔣氏所講述的經典內容及基本的理論傾向，卻不是以諦閑師的觀點相一致的，而是以與其師意見相左的太虛大師觀點為依托的。（早在1921年，太虛大師於北京廣濟寺宣講《法華經》時，蔣維喬即前往聽講，頗為稱許。之後，太虛大師特別在南池子夏宅，為其講授因明學理論，從此蔣氏於法相宗、因明學這一門庭之中勤加研習，頗有心得。）然而沒有任何宗派門庭觀念的蔣氏，還不僅僅是依托於太虛大師觀點，講《大乘廣五蘊論》，他還借鑒了日本僧人了道的著述，並聲稱從其著述中“淘沙取金，得其精要，間加己意”而成。
姑且不論蔣氏有沒有資格、能不能對佛教中如此高深的經典“淘沙取金，得其精要，間加己意”，僅僅是其先師諦閑、後從太虛、再學東洋，這種行為本身，在一向宗派森嚴的中國佛教界即不可思議、難以接受。其實，類似於這種蔣氏作派的“居士”，在民國知識界中屢見不鮮。一派中斥之為“魔”的，另一派中往往即是“大德”。純粹從理論探索精神而言，純粹從所謂現代科學精神而言，蔣氏所為恰恰是知識分子尤其是近現代知識分子的本份，因為知識原無界限、革命本無先後。
在對以上三個宗派的種種自覺與不自覺的拒斥中，法相宗死灰複燃，大有星火燎原之勢。已經飽受歐風美雨洗禮的新派知識分子，和奉迎德先生、賽先生的摩登青年們一道，重新發現了“唐僧”開創的法相宗知識寶庫。他們當然是不會帶著佛教宗派觀念，去審慎選擇和反複修證這些新的知識體係，隻是認可著一種無法拒絕的唐帝國宗教哲學的召喚，這種召喚中還攙雜著複雜的民族情感、複古傾向、中西哲學比較、宗教美學研究等諸多因素。
換句話說，研讀法相宗經典的動機與目的，都與實際上的佛教徒研習佛經有本質上的區別。在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們研修法相宗經典的方法論是傾向於以西方邏輯學、哲學、心理學來重新詮解；在研修法相宗經典的認識論層麵是有一個西方科學體係的前提為參照物的，這與以民國為限、清代之前的傳統文人解讀佛經亦有本質上的區別。或許，這也正是為什麼自唐代之後“法相宗”湮沒無聞於中國佛教宗派之中，而突然於民國複興於知識界，且大有高蹈各宗派之上的趨勢的真正原因所在。
蔣維喬，自然是民國法相宗複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當然，在他於1924年登上東南大學講台，以一名政府官員形象大講“法相宗”哲學之際，仍然是知識分子好奇趣、追高遠的秉性使然。這一事件本身，與純粹宗教意義上的弘法說教沒有牽連；更與當時流行的某某居士自創教派、開宗立說現象毫無關聯，雖然蔣氏本人的確曾於1918年皈依佛教，以諦閑法師為師，曾有法名“顯覺”。但蔣氏所講述的經典內容及基本的理論傾向，卻不是以諦閑師的觀點相一致的，而是以與其師意見相左的太虛大師觀點為依托的。（早在1921年，太虛大師於北京廣濟寺宣講《法華經》時，蔣維喬即前往聽講，頗為稱許。之後，太虛大師特別在南池子夏宅，為其講授因明學理論，從此蔣氏於法相宗、因明學這一門庭之中勤加研習，頗有心得。）然而沒有任何宗派門庭觀念的蔣氏，還不僅僅是依托於太虛大師觀點，講《大乘廣五蘊論》，他還借鑒了日本僧人了道的著述，並聲稱從其著述中“淘沙取金，得其精要，間加己意”而成。
姑且不論蔣氏有沒有資格、能不能對佛教中如此高深的經典“淘沙取金，得其精要，間加己意”，僅僅是其先師諦閑、後從太虛、再學東洋，這種行為本身，在一向宗派森嚴的中國佛教界即不可思議、難以接受。其實，類似於這種蔣氏作派的“居士”，在民國知識界中屢見不鮮。一派中斥之為“魔”的，另一派中往往即是“大德”。純粹從理論探索精神而言，純粹從所謂現代科學精神而言，蔣氏所為恰恰是知識分子尤其是近現代知識分子的本份，因為知識原無界限、革命本無先後。
民國時代，知識分子追隨佛教的動機與目的頗為多樣，絕非以往純粹看破紅塵、遁出世外的理由，就可以加以簡單解釋。可以舉出的例子很多，就在蔣維喬從太虛大師修習因明理論那一年，有一個叫朱謙之的人追隨太虛，要求剃度出家。根據《太虛自傳》的記載，“朱到杭州，住在我的兜率寺中十餘日，特與他談了一回話。我問他出家到底目的是什麼，他說要將所有的佛書批評一過，重新整理建設起來。我告訴他：若為此便不須出家，且以不出家為較宜，我可介紹你到歐陽竟無那邊去；若真要出家，最少要連書報也不看，去持戒、坐禪四五年。兩條路你走哪一條？你可細想想再回報我。過了兩天，他說願到歐陽那邊去，我寫信與他去了。過半年後，我在到天津的船上遇到他，那時他已把學佛的心打斷，另做別的學問去了。”這個看似是有點動機不純，且並沒有深思熟慮的修佛者，其實正代表了民國時代大多數追隨佛教的知識分子之真實心態。太虛把這一事例寫入自傳，也從側麵說明了太虛本人對民國佛學熱的一種觀察與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