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謙之（1899-1972），福建人。1916年入讀北京大學哲學係。1921年在杭州兜率寺修佛學。1923年任廈門大學講師。1924-1928年客居杭州西湖，潛心著述。1929年東赴日本，研究哲學。1932年回國。1932-1951年，曆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中山大學哲學係主任、曆史係主任、文學院院長、文學研究院院長。1952年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1964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研究員。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述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時曾說道：“我常常和一個北大學生，名叫朱謙之的，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可能性。”朱氏早期思想體係代表作有《革命哲學》、《無元哲學》、《周易哲學》、《一個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等。
作為第一個開講《大乘廣五蘊論》的“居士”，也是第一個敢於將自己講述法相宗經典的講稿結輯成冊、印製成書的政府官員，蔣維喬從來都是知識界的“程咬金”，半路殺出來的三板斧，似乎還總能建功立業。但卻又總是會成為評論者口中的“××之流”，似乎總嫌他道行不夠，吃飽了沒事幹，專挑些莫明其妙的事來幹。
由商務印書館於1924年9月初版的《大乘廣五蘊論注》，可能由於所論過於深僻，且隻是小範圍研習傳閱，並未能進入當時佛學界、批評界主流的“法眼”視野之內，竟然成為蔣氏著述中為數不多的，沒有受到“酷評”風襲的一種。就在此書出版之際，佛教世聯會正式成立，蔣維喬的因明學老師太虛大師在剛被選為首任會長之後，即奔赴武昌佛學院開講“大乘五蘊論”，其講座記錄被逐步整理，發表於《海潮音》雜誌之上。
師徒同年講同一部法相宗經典，而且徒弟先講、老師後講，其各自的講課內容若加以比較研究，可圈可點處一定甚多罷。當然，可能也正是眾多的佛學主流眼光，聚焦於太虛一側，對蔣氏學說不屑一顧，才使蔣氏這本《大乘廣五蘊論注》逃過了口誅筆伐的一劫。
實際上，蔣維喬的聲名，早在10年前，1914年出版《因是子靜坐法》時就已鼎沸。10年後，來聽他講法相宗理論的，多半也是當年的“靜坐迷”們。正是這本《因是子靜坐法》，正是這樣一本，看似“養生學”的通俗讀物，有人愛得癡狂、有人恨得如骨。擁戴者太多，輒以百萬計的“靜坐迷”，即使現在仍不乏承其遺緒者，如此一來，反而缺乏個性深刻者可以評談（據說郭沫若以此法治好了神經衰弱）。而批評者也不少，其中文化界以魯迅（1881-1936）為代表，佛學界以印光（1861-1940）為代表，是著實從學理到人格給予了一係列空前絕後的“酷評”，這的確是可以擷成一束、甚至於一捆，抬出來做別開生麵之談資的。
（一）一個人的靜坐史
1900年，28歲的蔣維喬，在為“雙學位”的高學曆而奔忙。他自二十三歲先後考入江陰南菁書院、常州致用精舍以來，同時攻讀兩個學堂的課程，按月參加考試，可謂壓力頗大。一天，他突然擱置了學業，“隔絕妻孥，別居靜室，謝絕世事，一切不問不聞”，他開始閉門不出，開始“靜坐”。
原來，從小體質瘦弱的他，於十二歲開始的手淫，始終沒有革除掉，身體狀況一直處於亞健康。和所有青春期男生的生理習慣一樣，越壓抑越需要，越戒除越渴求，在生理與心理雙重煎熬的蔣維喬，就這樣一直熬過七年光陰。直到十九歲時，父親洞察出他的病症所在，教給了他一套特別的私人養生術——靜坐。
那是蔣維喬少年時代的第一次開悟狀態，和他之後數十年屢有的修習佛經頓悟情狀不同，這一次他是因為自己的病症出現了一絲從未有過的轉機，而發自內心的驚喜使然。他後來回憶道，那時父親“有時示以修養心性諸書；又示以醫方集解末卷所載道家大小周天之術；乃恍然大悟，稍稍習之，病良已”。
從此，少年雖然不一定有恒心，不一定能經常以靜坐方式休養身心，但畢竟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自療途徑，“自十九歲後，諸病雖未嚐離身，而較諸幼年時代，反覺康強矣”。再一次出現健康惡化的事件，竟然源出於一件人生的大喜事——時年二十二歲的他娶妻新婚。蔣維喬靜坐法示範之一：單盤膝姿勢
蔣氏坦言，自以為軀體較健於昔，靜坐之術，即委棄不複為，而又不知節欲，於是舊時諸疾俱作。原本沒有恒心的少年，再次陷溺於床第歡事之後，又開始出現了極為嚴重的慢性病症。於是出現了二十八歲時突然閉門不出，隔絕一切內外聯絡，開始“靜坐”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