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八歲開始，蔣維喬開始了一種純粹個人生活史意義上的“靜坐”。當時，他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可以推廣的“養生學”，也完全沒有將其與佛教中的禪定、道教中的內丹學說相聯係。這個時候的“靜坐”是一種簡單的生活經驗，是一種因病因時而引發的個人行為，與知識界、宗教界無關。這可以從他十四年後的憶述中獲得證實，他寫道：初為靜坐時，自定課程：每晨三四時即起，在床趺坐一二時。黎明，下床盥漱畢，納少許食物，即出門，向東，迎日緩緩而行，至城隅空曠處，呼吸清新空氣，七八時歸家。早膳畢，在室中休息一二時，隨意觀老莊及佛氏之書。十時後，複入坐。十二時午膳。午後，在室中緩步。三時習七弦琴，以和悅心情，或出門散步。六時複入坐。七時晚膳。八時後，複在室中散步。九時，複入坐。十時後睡。如是日日習之，以為常，不少間斷。
青年時代的蔣維喬，給自己規定了以靜坐休息方式的自療方案。從方案中我們可以看到，隨意觀老莊及佛氏之書的“課程”，隻是在吃過早飯之後一兩個小時之間的消遣而已，毫無學術價值可言，隻有陶冶性情之功。1900年全年，他都基本按照這個課程表作息，這一年的課程效果如下：庚子一年中，閉戶靜坐，謝絕人事，常抱定三主義：曰禁欲以養精；禁多言以養氣；禁多視以養神；自為日記以課之。自三月至五月，為入手最困難之逆境。五月至六月，始見卻病之效。七月以後，功候純全，每入坐，輒能至三時之久；覺身心儼如太虛，一塵不滓，亦不見有我，其愉快如此。
愉快的蔣維喬，並不能如世外高人一樣一直閉關修煉，不問世事。他還得為生計操勞，於是，辛醜以後，為生計所迫，不得不出而治事。雖然沒有完整的時間可以用於靜坐養生，他還是盡可能抽出時間來持之以恒，這一次堅持產生了奇跡。這個奇跡在心理和生理上都產生了巨大震動，在蔣維喬後來的憶述中類似於道家修煉內功時的身心體驗。
迨壬寅之三月二十八日，晨起入坐，覺丹田熱力複震，一如庚子之五月。惟曩時之熱力，衝擊尾閭，此則衝擊頭頂之後部，即道家所謂玉枕關也。連震三日，後頂骨為之酸痛。餘此時毫不驚異，忽覺頂骨砉然若開，此熱力乃盤旋於頭頂。自是每入坐即如是，亦不複震。
光緒二十八年是壬寅年，1902年時，蔣維喬的靜坐產生了如上所述的奇特跡象。這一年，三十歲的他從江陰南菁講舍肄業，不過學業本身似乎已經對他沒有多大吸引力。他此時已經從一個文弱多病的書生成為一個體育運動愛好者，他在憶述中提到此時突飛猛進的體質，有一個鮮活生動的實例：
最有趣味者，壬寅年在江陰與武進陸路，距離九十裏；暑假時與一友比賽遠足，早晨自江陰起行，午後四時抵武進，步行烈日之中，亦未嚐疲乏也。
正是由於精力旺盛、體力充沛，光緒二十九年（1903）春，蔣維喬應蔡元培之約，攜妻、子奔赴上海，做起了“義工”。當時，蔡元培在上海創辦“愛國學社”，附設有男女校，維喬子入男校，妻入女校，他自己在兩校任教員。而愛國男女校自蔡元培校長以次，及教員全為義務職，他兩校奔忙，全無疲色；而且為謀生計，還為《蘇報》寫稿。
那時日俄兩國在東北作戰，愛國學社組織了“拒俄義勇隊”（後更名為軍國民教育會），蔣維喬為身先士卒，在義勇隊擔任教練。是年“蘇報案”發生，章太炎被捕，鄒容自首，蔡元培、吳敬恒、黃中央（即烏目山僧）皆走避，蔣維喬毫無懼色，仍在愛國女學任教如故。這一年，蔣維喬仍然以靜坐打底，平心靜氣，靜觀其變。
十年後，他將這些和靜坐有關的私人經曆、個人心得彙輯成冊，出版發行。那一年，他還在商務印書館，主持和編輯中學及師範學校教科書。《因是子靜坐法》一書自1914年出版以來，暢銷全國各地以及歐、美、東南亞諸國，再版數次。直到1918年師從諦閑法師之後，修習天台宗止觀法門的蔣維喬發現，在佛教理論下的“靜坐”，仍乎更有修行上的方便與認識上的高度。於是，他依據小止觀及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旁及他種經論，附以己意，編成《因是子靜坐法續編》。
作為技術修訂版的《因是子靜坐法續編》，作為學術加強版的《因是子靜坐法續編》，當然再次受到市場熱捧，全國上下靜坐成風。也正是在這時，時任國家教育部參事的蔣維喬，屢屢成為輿論焦點。“靜坐”不再是一個人的生活經驗，也不再完全是公共討論的養生學說，而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一種學術觀念上的爭論，被推至前台。
（二）魯迅劍指“鬼話”
看過《朝花夕拾》中“父親的病”一文的讀者，都會對四處奔走為父親尋找“藥引”的少年魯迅記憶深刻。魯迅父親最終死於當地兩位庸醫手中，且“藥能醫病，不能醫命”的庸醫借口足讓人深惡痛絕。於是，不難理解，在之後的歲月中，魯迅對所謂“國粹”之類尤其中醫之流的切齒痛恨。
既然中醫已經成為魯迅的一塊心病，“靜坐”之流則更不可寬恕。於魯迅而言，這無疑於“等死”療法，甚至在等死之中，還加入了許多封建迷信、亂七八糟的騙人玩意兒，這尤其讓人難以接受。更不可思議的是，《因是子靜坐法》自1914年初版以來，屢屢再版，到1918年居然還增出了修訂版，大有愈演愈烈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