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嚴格說來，這部《物理學》也屬於王季烈的轉述著作。因為提出“物理學”中文譯名的第一人並非王季烈，而是一個叫藤田豐八的日本人。第一本稱之為“物理學”的且具有大學水平的物理學教科書，是依日文本翻譯，也是由江南製造局出版的，譯者正是藤田豐八。藤田原本打算用中國當時通用的“格致”作書名，但參與該書中文翻譯並潤色文字和重編的王季烈，主張用中國古已有之且日文已經采用的譯名“物理學”一詞。最終，《物理學》橫空出世，中國傳統文人的“格物致知”理論開始走向現代化學科體係，雖然隻是更換了一個小小的譯名，王季烈卻師出有名地讓傳統學術邁向了“現代化”。
王季烈在參與編譯《物理學》以後，到漢陽鐵廠、北京譯學館任理化教員，並兼任商務印書館理科編輯。“物理學家”的盛名傳到紫禁城中，剛經曆過甲午慘敗、戊戌變法、庚子國變的清王朝對王季烈予以提拔，１９０５-１９１１年期間，委任其為學部專門司郎中、司長，兼京師譯學館監督，又任資政院欽選議員。“物理學家”終於為國效力，中國文人傳統中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邏輯眼看就要接著推論下去，王季烈由物理達人升格為政治達人的邏輯鏈條已然暢通。
物理學家的窘途末路
格物致知，是中國文人傳統中的重要一環。舊式知識分子的人生路徑，往往是在知識學習-實踐論證-知識運用的互動循環中經曆的。由格物致知而獲得經過證實的正確理論，這一過程最終指向的是“道”。“道”不是簡單的知識體係或認知模式，而是一種思想隻能企及、不能最終抵達的超驗代名詞。
儒家傳統的理想目標，則把這種不可抵達的超驗境界挪移至人間，退而求其次，尋求道與理的結合，追求道在理中的實踐與實現。道與理的結合成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日常功課和終生誌向。諸如治國之道、治學之道、治家之道，甚至替天行道、盜亦有道之類，無一不是這種儒家理想的日常實現。在這樣的千年傳統中，王季烈也不例外，他勢必需要從物理學家的角色轉變為更為理想化的政治專家，進而實現格物致知的終極目標——治國之道。
學部專門司司長，相當於國家教育部司級領導的職位，正是為王季烈這樣的專家級知識分子設置的一個特別崗位。在這樣的崗位上，格物致知似乎可以直接轉化為治國之道。
上任伊始，他即參與清末“遊美學務處”（清華學校前身）選派留學生的工作。１９０８年，清政府學部頒發了中、日、英三種文字對照的《物理學語彙》，收入物理學名詞近千條，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這是我國第一本由政府頒發的物理學名詞規範。名詞語彙的標準化，對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專門化與現代化鋪平道路。
雖然作為政府官員的王季烈，不再逐字逐句地去揣摩中譯本的可讀性，不再具體從事轉譯編輯工作，但編印《物理學語彙》及選送留學生的具體工作，都是在王季烈親自主持下進行的。從行政工作開展的角度上講，他的親自主持，專業性得以保證；從政治熱情的角度上講，他的親自主持，主動性與責任心也遠遠高於那些沒有專業背景的平庸官僚。
然而，要從物理轉到治國的思維路徑上去，王季烈還要走很長的路。除了學部專門司司長，如何扮演好資政院欽選議員的角色，成為這一思維轉向中的重要關卡。1910年10月，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在北京召開。其間，民選議員以半在朝、半在野的姿態形成一股立憲派政治勢力。作為欽選議員的王季烈，身在朝、心在朝，如何周旋其間，如何為國效命，成為比物理學研究困難得多的課題。
1911年7月25日，資政院下設的中央教育會第五次大會召開，討論國庫補助小學經費案，身心頗覺疲憊的王季烈又要集中精力，準備與民選議員們辯難一番，沒想到這一次竟然聽到了朝中同僚陸光熙的詰難。陸氏提出：“學部之開中央教育會，原欲聚多數人士相與琢磨，學部會員不應列會員之席。”（《中央教育會第五次大會紀》，1911年7月31日《申報》）這不禁令他驚詫萬分，原來同是身在朝廷吃皇糧的同僚，也未必同心相攜、共克時艱。
1911年8月3日，中央教育會第十次大會召開，這一次集中討論國民教育案，欽選與民選代表激烈爭執、雙方相持不下。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又是陸光熙倒戈一擊，他甚至公開指責“學部司員把持會議”。此時此刻，王季烈忍無可忍，立即予以回擊。他率學部諸員群起辯難，會場秩序為之一亂。
在這場清末立憲大戲的分會場中，逐漸體力不支的王季烈，仍就竭盡全力，履行了一個國家官員的應盡職責。他不顧物理學家的專家本色與顏麵，竭力維護了一個苟延殘喘的國家之體麵。早在會議籌備之初，學部本議設記者席，王季烈考慮再三，出麵反對而作罷。當時，他還打趣說，使此次果列新聞記者席，則吾政策將為之一變，臨議時吾亦須略罵學部一二語，以博聲譽。今若此，吾心略安矣。看來，物理學家經過近十年的官場打磨，已充分領悟了治國之道的變通與無奈。
設記者席的提議，雖然王季烈設法阻止，可為平息眾議，還是設置了旁聽席位。王季烈在後來內部會議中總結說，當時原議即普通旁聽席一律概不設置，以冀免去一切閑話。後始行預備普通旁聽券，然須嚴加限製，在京議員由學務大臣領取，在外議員由會長領取，獨於新聞記者則深閉固拒。
王季烈的一再變通，仍然沒能挽回早已預料到的窘迫處境。旁聽席一說被曝光後，京師報界對此憤憤不平，“且有直揭不設席之隱衷者”。迫於壓力，當局隻好將會場略加擴充修飾，添設旁聽席，準許新聞記者入座旁聽。結果，會議期間旁聽的記者多達100餘人，幾乎和代表人數接近。盛況空前的傳媒陣容，類似於今日“兩會”期間的盛況，當然，那時的資政院會議報道比現在更為生猛、更加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