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8月3日，中央教育會第十次大會上的那場騷亂，成為各地媒地競相報道的焦點新聞。各地傳媒紛紛在重要新聞的版麵上，以大量篇幅予以報道，十分詳盡地記述了會議的全過程。這一場讓媒體叫絕的好戲，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現在各國議會中唾沫橫飛、老拳狂揮的場景，好在那時還沒有焦點訪談之類的直播節目，王季烈拂袖而去則可。事後的他在一摞摞報紙的縫隙中，艱難履職，直到1911年10月之後，武昌的炮聲震垮了立憲大戲台。
1912-1927：十五年大閑人生活
民國元年，身心俱疲的王季烈終於得到解脫。既不是物理學家，也不是政治專家的他，既不倉皇也不張狂地撒手而去，頗有點掛印歸田的意味。原籍蘇州的他沒有選擇南歸，而是繼續向北，北漂而去。
在天津已經注冊公司的王季烈，並不是一個非得靠公務員薪水養家糊口的人。樂利農墾公司、華昌火柴公司，兩家公司的董事長正是王某人，他似乎徹底清閑了下來，享受人生成為此時唯一的功課。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曆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疊疊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風淒雨帶怨長。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在天津的私人別墅裏，時常聽得到王季烈幾句蒼涼的昆腔唱詞。他經常對友人打趣著說，大戲咱還唱不了，哼一支小曲兒總行罷。
在友人眼中，王季烈可不是一個隻會唱小曲的閑人，他是見過世麵、撐過場麵，能別開生麵的人。以“物理學家”定格他的身份，會有很多問學者前來請教西學精義，沒想到在天津的王季烈對這樣的拜訪者往往答非所問。他經常當麵痛斥所謂的西方文明，他常說，“歐西之物質文明確勝東亞，而其精神則未脫其野蠻之積習，以金錢萬能之故造成社會上種種罪惡，以擴張權勢之故犧牲國際間無數民命”。他甚至隔著別墅的窗子，指著租界中那些對外國人過份殷勤的國人，連連說他們“恨不能哲其膚而碧其睛，庶幾謂他人父”。
看來，王季烈是徹底不想再作“物理學家”了。那麼，麵對舊日同僚、朝中故友的探訪，他又作何應酬呢？1917年正月，劉幼雲、陳詒重、章一山等人到訪，他們希望王季烈到上海，策劃溥儀複辟的大業，王季烈雙手攤開，擺手示否，同時卻說了四個字：宜緩十年。
十年後，1927年，時年五十五歲的王季烈突然惶恐不安。在天津租界裏做了十年“閑人”的他，不知道是需要兌現十年前的那個承諾，還是有什麼別的不祥之預感，他匆匆遷居至大連。他在後來的文章裏回憶1927年的北遷之舉時提到，丁卯，又一大變。慮後來之亂更甚於今，不願玉石俱焚，乃避地遼海。
大變，指的是什麼？是蔣介石與汪精衛兩個國民政府的橫空出世？後來之亂，又指的什麼？一筆帶過的語焉不詳中，似乎還可以體味得到王季烈當年的惶恐。或許，這段從1912年開始，至1927年結束的閑人時光，意味著這個當了十五年大閑人的王季烈，就此又將開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說不定搖身一變，又做回了一個大忙人。
王季烈《集成曲譜》手稿
實際上，從1922年開始，王季烈就又有些忙碌了。不過這一次非關物理學，非關他一直從事的房地產生意，更不與政治沾邊。一直慨歎“禮崩樂壞”且自詡還能唱點小曲兒的王季烈，這一次不再從“禮法”的國家體製層麵去實踐，而直接從“曲樂”入手，希望能改變“尚新聲而輕雅樂”的世道風氣。他結識北京的度曲名家劉富梁，共同著手整理大量的昆劇經典劇目，並標注能夠隨之唱詞的工尺譜，以便恢複人們對“最為古雅”的昆曲之正確理解與喜愛。
1925年，王季烈與劉富梁共同訂正編輯的《集成曲譜》以煌煌三十二冊的巨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該譜分金、聲、玉、振四集，共三十二冊，收八十八種劇作，四百一十六個折子戲。所選曲子皆流行於時，賓白完備，一麵市即反響不錯。繼之成立曲社，談論曲學；低吟高唱，笛韻鑼鳴的生活，已儼然“曲學家”身份的王季烈，忙得不亦樂乎，直至他1927年突然北遷大連為止。
1927-1937：十年大忙人
1927年，王季烈遷居大連，築別墅於白雲街九號。剛到大連時，他仍然陶醉在那一段十五年的大閑人生活氛圍之中。時不時地，邀友呼朋，唱上幾支小曲兒，談論幾段戲文，閑聊曲學典故。
1928年，在朋友們的再三追捧與慫恿之下，王季烈將其在《集成曲譜》中的四章總論輯選出來，合編作一部《螾廬曲談》，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這樣一來，他的“曲學家”身份更為曲學界所知，盛譽大江南北。
螾廬，是一個很古怪的別號。所謂“螾”，通“蚓”，意即蚯蚓。螾廬，也就是蚯蚓的住所。王季烈為什麼要以蚯蚓自喻呢？試想一下，蚯蚓其實是根本沒有固定居所的，它鑽進土壤裏，始終不會輕易鑽出地麵，它的天地就是一片狹窄、泥濘的地底通道，自己鑽探、自己前進、自己保護自己。王季烈以這樣一種生物自喻，估計內心的安全感與成就感也並不十分強烈，他究竟還要鑽研到什麼程度、鑽探到什麼樣的天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