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國維的序與折
1923年，十七歲的羅福頤完成了個人的第一本著述《待時軒仿古印草》。作為國學大家羅振玉的兒子，家學的蘊藉與古意的親近本身，已然催熟了年輕的“刀工”。在精摹古璽漢印文字殆遍的基礎上，他開始從容刻印。他刀下的朱文小璽秀挺，漢白文鑄印渾厚端嚴，全然沒有那種故作深沉的賣拙用樸，把印章做為國家之重器、君子之印信來打量的羅福頤，少年老成的治印思想，從一開始就與這個表麵嗜古摹古成風、實則人心不古久矣的時代格格不入，而卓然獨立。
十七歲少年的一百三十方“仿古”之印跡出版之際，王國維序雲：“其家所蓄有秦漢古璽印千百紐，近世所出璽印譜數十種，子期年甚幼，誌甚銳，渾渾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玩於其中。其於世所謂高名厚利未嚐知也，世人虛憍鄙倍之作未嚐見也，其澤於古也至深，而於今也若遺，故其所作於古人之準繩規矩無毫發遺憾，乃至並其精神意味之不可傳者而傳之，其伎如庖丁解牛，屙僂丈人之承倜縱指之所至無不中者。”
1928年，《待時軒傳古別錄》出版。這一次待時軒中，二十三歲的少年沒有再刻製出大量令王國維也感驚詫的印章，他隻是將一些諸如周代銅觚、戰國虎符、漢代封泥的拓片和文字一一摹寫下來，其父羅振玉將其統編，一一作釋文、年代判別和簡要說明。據說，當時研究金石文字的，叫“傳古別錄”的有兩種，一是眼前的這本羅氏父子著述，另外一本則是陳介祺的《簠齋傳古別錄》。
陳簠齋（1813-1884），名介祺，字壽卿，以號行，山東濰縣人。陳介祺青年時期隨父生活在北京，十九歲即以“詩文名都下”。陳氏家中藏有毛公鼎，和潘祖蔭藏的盂鼎、克鼎，並稱“三寶”。家藏金石古物不計其數，他自撰對聯：“陶文齊魯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字”。《簠齋傳古別錄》即是陳氏專門介紹古物拓片製作方法的一本專業書籍。顯然，這兩本《傳古別錄》的立意和內容都迥異有別，陳氏之著更側重於拓印技法本身，羅氏父子之著則更致力於古器物細節研究與古文字辨識。原本，像《待時軒傳古別錄》這樣一本圖文並茂、古意盎然的專門著述，王國維肯定會更感興趣，作為羅氏友人的他理應撰序評說一番，但這一次卻沒能看到王氏的序言。
原來，在一年前，王國維寫完了此生的最後一篇文字，已撒手人寰。1927年6月2日上午，王氏在頤和園內的魚藻軒前，自沉於昆明湖。在其內衣口袋內發現遺書，雲：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斂，即行槁葬於清華園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
一、王國維的序與折
1923年，十七歲的羅福頤完成了個人的第一本著述《待時軒仿古印草》。作為國學大家羅振玉的兒子，家學的蘊藉與古意的親近本身，已然催熟了年輕的“刀工”。在精摹古璽漢印文字殆遍的基礎上，他開始從容刻印。他刀下的朱文小璽秀挺，漢白文鑄印渾厚端嚴，全然沒有那種故作深沉的賣拙用樸，把印章做為國家之重器、君子之印信來打量的羅福頤，少年老成的治印思想，從一開始就與這個表麵嗜古摹古成風、實則人心不古久矣的時代格格不入，而卓然獨立。
十七歲少年的一百三十方“仿古”之印跡出版之際，王國維序雲：“其家所蓄有秦漢古璽印千百紐，近世所出璽印譜數十種，子期年甚幼，誌甚銳，渾渾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玩於其中。其於世所謂高名厚利未嚐知也，世人虛憍鄙倍之作未嚐見也，其澤於古也至深，而於今也若遺，故其所作於古人之準繩規矩無毫發遺憾，乃至並其精神意味之不可傳者而傳之，其伎如庖丁解牛，屙僂丈人之承倜縱指之所至無不中者。”
1928年，《待時軒傳古別錄》出版。這一次待時軒中，二十三歲的少年沒有再刻製出大量令王國維也感驚詫的印章，他隻是將一些諸如周代銅觚、戰國虎符、漢代封泥的拓片和文字一一摹寫下來，其父羅振玉將其統編，一一作釋文、年代判別和簡要說明。據說，當時研究金石文字的，叫“傳古別錄”的有兩種，一是眼前的這本羅氏父子著述，另外一本則是陳介祺的《簠齋傳古別錄》。
陳簠齋（1813-1884），名介祺，字壽卿，以號行，山東濰縣人。陳介祺青年時期隨父生活在北京，十九歲即以“詩文名都下”。陳氏家中藏有毛公鼎，和潘祖蔭藏的盂鼎、克鼎，並稱“三寶”。家藏金石古物不計其數，他自撰對聯：“陶文齊魯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字”。《簠齋傳古別錄》即是陳氏專門介紹古物拓片製作方法的一本專業書籍。顯然，這兩本《傳古別錄》的立意和內容都迥異有別，陳氏之著更側重於拓印技法本身，羅氏父子之著則更致力於古器物細節研究與古文字辨識。原本，像《待時軒傳古別錄》這樣一本圖文並茂、古意盎然的專門著述，王國維肯定會更感興趣，作為羅氏友人的他理應撰序評說一番，但這一次卻沒能看到王氏的序言。
原來，在一年前，王國維寫完了此生的最後一篇文字，已撒手人寰。1927年6月2日上午，王氏在頤和園內的魚藻軒前，自沉於昆明湖。在其內衣口袋內發現遺書，雲：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斂，即行槁葬於清華園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
1928年的待時軒中，王國維自然失約了。但是，除了內衣口袋裏的那封遺書之外，他還給已從紫禁城“移駕”天津租界裏的溥儀寫了最後一份奏折，折子上說，“臣王國維跪奏，為抱國有心，回天無力，敬陳將死之言，仰祈聖鑒事。竊臣猥以凡劣，遇蒙聖恩。經甲子奇變，不能建一謀、畫一策，以紓皇上之憂危，虛生至今，可恥可醜！邇者赤化將成，神洲荒翳。當蒼生倒懸之日，正撥亂反正之機。而自揣才力庸愚，斷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來，士氣消沉，曆更事變，竟無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灑此恥，此則臣之所能，謹於本日自湛清池。伏願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恥，潛心聖學，力戒晏安……請奮幹斷，去危即安，並願行在諸臣，以宋明南渡為殷鑒。棄小嫌而尊大義，一德同心，以拱宸極，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迫切上陳，伏乞聖鑒，謹奏。宣統十九年五月初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