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數年後回憶說，看到奏折時，筆墨勁練，確屬王國維筆跡，但後來一想，一個將死之人怎麼會寫出這樣工整的奏折？他後來得知，這份奏折是王國維請羅振玉代為繕寫的，屬於“口述史”的範疇，可信度已大打折扣。後來又有羅氏後人站出來說，這份奏折是羅振玉命羅福頤仿王氏筆跡而作，這樣作純屬深厚交誼使然，為的是給已死的王國維撈一個禦賜的“諡號”。
王國維為羅福頤寫了一個序言，羅則為王代寫了一個奏折；序言是開篇，是為了啟示讀者，而那個奏折則是申明，是為了昭告生者，這承前啟後的兩篇文字，無論怎樣去感懷，都是頗讓人覺得意味深長。僅就技術層麵而言，無論是摹仿千年前的古文字，還是摹仿剛剛作古的友人文字，羅福頤可謂皆得神髓。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而為之的羅福頤，在追摹“古意”一途，都可謂造詣非凡。
二、晚明的東西真如夢魅
1929年，流寓大連的羅振玉在當時的“伊町五十一番”（即今大連市中山區魯迅路），開辦了一所“墨緣堂”，是一家專門經營書籍與文房用品的商店。
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文具店，它實際上還兼營一家印刷廠，在大連可以印刷出版各類書籍。當然，說“各類”書籍，其實並不準確，雖然有出版發行權，而實際上“墨緣堂”從創辦開始就從未印製過任何市麵上流行的小報雜誌和言情小說之類的，出版種類集中於文史資料。而這些文史資料非同一般，直接來源是前清內閣大庫，羅氏父子負責整理出來的東西，全是內閣大庫裏的曆史檔案。
“墨緣閣”專為所謂的“庫籍整理處”出版相關文史資料，而“庫籍管理處”設在旅順，並沒有因地製宜的設在大連，這是為什麼呢？事情還得從1921年北京曆史博物館那一場大甩賣開始溯源。
1921年，曆史博物館因費用缺乏，將館內接收的前清內閣大庫舊檔廉價大賣。其中的四分之三當作廢紙以四千元之價賣給了造紙商。據說裝了九千麻袋，重達十五萬斤。是時羅振玉進京，在市上見到《洪承疇呈報吳兆叛案揭帖》和《高麗王進物表》，知為大庫物，詢知其所從來，急趕到紙鋪，則大庫檔案俱在，且將毀以造還魂紙，已有數車運往西山紙廠。他乃在北京、天津友人處借款一萬三千元，以高於原價三倍之值從紙商手中買下。於是這批瀕於毀亡的重要資料才又獲得保全。
羅振玉借債買下這大批檔案後，大部分租房存於北京，部分運往天津準備建專樓貯藏整理，但考慮到溥儀遲早會向北“移駕”，天津並非久居之地，內閣大庫的文件理應追隨皇帝而貯，遂將大量重要文檔移居旅順，設立“庫籍整理處”。1924年前後，羅氏選專人從其事，先後刊出了《史料叢編》初集、二集。1924年，北京政變後，溥儀被迫遷出紫禁城，前途未卜、去向難定。到1929年時，羅氏在大連設立“墨緣堂”，一方麵作為聯絡京津各方遺老的據點，一方麵作為照應溥儀移駕北遷之聯絡點，同時還可以繼續整理清宮舊檔，出版各類獨家文史資料，可謂周全之至。
當然，羅福頤在“墨緣堂”中並非擱下了文史功課，他依舊在整理古物和清理舊檔中忙碌。父親交給他的工作之一，就是遴選抄錄有價值的明清檔案，陸續刊行。然而他的工作繁雜，絕非僅僅過著專心著述的書齋生活，周旋於前清遺老、滿洲要員、日本官員之間的應酬往往雖然謹慎低調，卻還是在別人的日記裏留下了印跡。
據《鄭孝胥日記》載：1932年1月6日，羅福葆為鄭宅代購電話機一部。1月12日，羅福葆來電話雲，自奉天歸，將來訪。1月17日，是日夜，羅福葆來電話詢問岩田是否來訪。從日記僅有的一點片段摘錄可以看到，在給鄭孝胥安裝電話之後一周的時間內，兩次通話聯絡，通話內容可能並不能在短短的日記體文字中透露，但至少可以看到，“墨緣堂”中的羅福葆、羅福頤，還有別的“重任”。
1934年，羅福頤在“墨緣堂”出版發行《明季史料零拾》，版權頁上除了標注為“非賣品”之外，還標注了兩個特別的年號“昭和九年”與“康德元年”。書中校錄了六種出自於清宮大庫的明代舊檔，看起來與羅福葆的古文字學毫無關聯。也許是其父羅振玉的授意，這六種明代舊檔，除了一種是明代“天順”年間的，其餘全部出自“萬曆”年之後的晚明時代。羅氏父子在“墨緣堂”中，在偽“滿洲國”開國之年研究晚明史料，恐怕頗有一番興味與意味吧。
實際上，羅氏父子在古文字學方麵的研究一直是向“前”看：秦漢、商周，金石、甲骨，古意彌深，對晚明文史的整理研究，或許隻是一次偶而為之。但一位友人曾經講過一件佚事，不由得讓人又對羅福頤的學養之深厚再次歎服。
那也是“墨緣堂”開門迎客的時日，來自京津一帶的各色“貴人墨客”頻頻登堂。有一些身攜青銅甲骨、金石玉版的遊販也時常投羅氏所好，蜂擁而至，求售善價。那一天，正好“老板”羅振玉不在堂上，“大掌櫃”羅福頤逢迎左右，忙得不亦樂乎。有一位遊販，給羅福頤帶來了一些鑄有各色古怪文字的青銅印章，待價而沽。羅氏在仔細觀察了印麵和印紐之後，隻說了一句“可惜可惜”，拱手而起，意謂送客。遊販不明其意，連忙詢問。原來，這些銅印，都是拚接改刻而成的。有的印紐是東漢的、印麵是西漢的；拚接在一起之後，為了鏽色和質感的統一，還重新“做舊”。古物保持原貌為第一要務，人為增飾最為藏家惋惜，羅福頤的“可惜”即是此意。